Everyone is Number One

奧運聖火傳遞儀式波折重重，火炬手途經的多個地方，遭示威者阻攔，在巴黎，示威者企圖將火炬撲滅，護衛被迫將火炬更被迫暫時弄熄，令主辦單位尷尬不堪，公眾嘩然，日勤首次認識到，奧運聖火一旦在途中消滅，傳遞是可以繼續，而無須回到雅典重頭開始的。究竟為何發生激烈示威？是中國特別乞人憎？抑或示威人士越來越激進？

北京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手法，以及對蘇丹的外交政策，具爭議性，但日勤認為，每個大國在其政策及外交上，也有值得爭議的地方，如果不是中國，換轉是美國或俄羅斯主辦今屆奧運，各地示威規模相信不遑多樣。是示威者比以前激進嗎？又不盡言。街頭抗爭的歷史，源遠流長，再激進再流血的事件也有發生。

互聯網動員力強

從事件的發展可見，示威者對中國政策的反應敏捷，及其動員能力以至跨地區性，實屬罕見。日勤認為，這個現象與互聯網的普及有關。互聯網的普及，減輕了資訊轉遞的成本，更重要的，是搜尋「志同道合」者的成本，「志同道合」通過網上搜尋器，網誌以及討論區，很容易聯繫起來，並組織成政治力量。這個好處除了在商業營運上大派用場外，在商業以外的合作活動，將會影響深遠。

全球一體化，打破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，同時亦打破了國與國作為政治理念的代表個體。試想，沒有互聯網的年代，你從電視看到西藏的衝突，你可能對藏人感到同情，與家人討論一下，就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做。在那時代，國家成為爭取及維護其價值的牽頭者，領導人民去表達意見，於是在以往的奧運，遭國家杯葛時有發生，例如在冷戰時，美國和前蘇聯便先後互相杯葛。

奧運以國為單位

今日，既然互聯網已提供足夠的動員力，國家的牽頭人角色重要性大減。這樣，影響有兩方面：一方面，一個國家之內可以容許持相反意見的人各自表白。否則，國家牽頭，行動一至的話，總會冷落了一部分人，比方說，美國全面杯葛北京奧運，能滿足希望維護人權的美國人，但同時難免令支持奧運的美國人失望。另一方面，當杯葛可以在個人的層面進行，參與奧運的國家，對人民的代表性便降低。

除了政治力量在各國自由組合，全球化亦令人口遷移，文化交流，民族和文化在各國融和，例如示威者中有移民法國的藏人，也有信佛教的英國人。在奧運比賽上也一樣，各屬於不同民族的選手們，可能代表同一個國家，而共同奉行同一個文化的選手們，又可能分別代表不同的國家。

國際奧委會指，示威者挑戰奧運的共融精神。日勤想，示威者對奧運的更大挑戰，是以國家作為參與單位，所賦予這個運動會的代表性。

成為紐約、倫敦又如何？

回歸十年，如果要說香港的經濟面貌有甚麼重要改變，可能就是由97年前的百業興旺，變成97年後金融業的一枝獨秀。

讀者可能會問，金融業有何不好？曾特首不是說過，只要香港發展成像紐約、倫敦般的金融中心，就能夠養活香港700萬人嗎？先旨聲明，一匡並非反對香港發展金融業。事實上，香港的最大優勢是制度完善，以金融業作為經濟火車頭，是順理成章之舉。但問題是，我們是否希望見到金融業成為經濟唯一支柱，而其他行業就奄奄一息？

香港是小國型經濟

事實上，香港屬於「小國型經濟」，根本不可能跟隨紐約、倫敦的「都巿型經濟」模式。

所謂「都巿型經濟」，是指該城巿是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系統的一部分，因此它的經濟毋須包羅萬有，只要集中發展一、兩項具優勢的支柱行業就可以。居民如果追上當地的經濟發展步伐，他們大可遷移到國內其他地方搵工。紐約、倫敦正是「都巿型經濟」典範，它們毋須費神搞甚麼經濟多元化，只需集中發展高增值產業。高學歷人才不夠？從世界各地招攬就行了。低技術勞工找不到工作？沒問題，他們在紐約、倫敦無法生存，就自然會跑到國內其他地方搵食。

「小國型經濟」則恰恰相反，它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社會系統，人口轉移受各種因素規限（移民限制、文化隔閡）。要保持社會的均衡發展，政府就需要確保整個經濟結構的完整性及包容性，推動多元化產業為不同階層創造生存空間。新加坡及瑞士正是「小國型經濟」的例子。

有趣地，香港雖然是中國一部分，但我們卻不可能走「都巿型經濟」模式，而只能按「小國型經濟」的方向發展。

為甚麼？理由十分簡單。首先，香港實行「一國兩制」、「高度自治」，政治上已經決定了我們是獨立於內地的一個經濟社會系統。除非推翻整個「一國兩制」框架，否則無論搞甚麼「粵港融合」、「港深都會」，都無法改變香港是一個「小國型經濟」的特性。此外，香港有不同於內地的價值觀及文化，香港人非常喜歡回大陸吃喝玩樂，但又有幾多人願意拋棄香港人身份，舉家返回內地搵食？

照抄他人將是災難

明乎此，我們就應該明白，如果政府漠視香港是一個「小國型經濟」的事實，照抄紐約、倫敦的發展模式，將會是一場災難。

獨沽一味發展金融及相關的商用服務業，勢必令我們的經濟結構變得狹窄，令大多數低下階層越來越難搵食，惡化貧富兩極趨勢。而這些弱勢階層，卻不可能像紐約、倫敦的窮人一樣，轉到內地找尋生計。長此下去，結局就是香港的小巿民將被困死，不是硬著頭皮接受低薪職位、就是被迫去領綜援。

沒有人會否定金融業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，但要保持社會的均衡發展，政府就必須推動經濟多元化，除了繼續發展物流、旅遊等行業，亦要發掘其他能夠為草根階層創造就業機會的新產業。

一將功成萬骨枯，如果政府執迷不悟，也許香港很快就可以成為另一個紐約、倫敦，但代價卻是廣大的低下階層一起來陪葬！

來香港集資吧，平保！

一個集資計劃，弄得滿城風雨。當中既反映內地股民的不理智，亦凸顯了香港股市對大陸的重要性。

事緣中國平安保險在年初於A股市場拋出千億融資計劃，該配股規模之大，固然破A股有史以來的紀錄，就連各方的反應，亦是史無前例的「踴躍」。自平保融資方案曝光，各大小傳媒及股民為之嘩然，紛紛指摘平保就是跌市的元凶，網上留言區的聲討更無日無之。就連中證監亦開腔，指出「再融資絕不應是惡意圈錢行為......要慎重考慮投資者的利益」。

其實，甚麼是投資者利益？在香港股市打滾多年，木石從未聽過匯豐有責任要照顧長實股東的利益。同一道理，何解平保要考慮其他投資者的利益？平保只有責任為平保股東謀福利。若然平保預期股市將崩盤，它更有理由於股價暢旺之時集資，以備日後收購或擴展業務之用。

越保護越愚昧

大陸既然要堅決開放改革，大陸股市那種不倫不類的運作便需要修正。股票市場之所以發達，在於它提供一個可融資的平台，政府只需要確保各參與者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競技，不需干預甚麼行業公司需要融資，更無必要營造一個只賺不蝕的市場，處處照顧投資者回報。事實上，在市場機制正常運作下，若然沒有人願意買平保的股票，那它的集資自然會泡湯。集資成功與否，市場自有決定，根本犯不著政府操心。其實，在投資市場內，政府應做的是投資者教育，而不是左一句照顧廣大民眾利益，右一句顧及市場承受能力，這些「教條」只會加深道德危機（Moral Hazard），即投資者會以為政府會救市而罔顧風險地投資。木石在此大不諱地講，內地股民跟世界其他股民一樣，都需要經歷一次非常慘烈的洗禮，才會步上康莊大道。香港股市要不是經歷了七三年的大股災，往後也不會高速地發展起來。政府越強行保護，只會令民智越封閉。人總要在風浪中成長，在股海亦然，中國政府成熟點吧，不要盲目救市！

時機決定一切

集資講求時機，平保的融資一波三折，以內地現時低迷的投資情緒，相信融資方案胎死腹中的機會很大。若然時光倒流，整個集資活動是發生在香港，平保又何須耗費那麼多時間心機。在香港，一通電話，十五分鐘內，精通企業融資的銀行家、會計師及律師便能為閣下效勞，以中國保險這性感行業而言，憑各投資銀行的廣泛客戶網絡，千億的融資額又算得上甚麼。時機決定一切，來香港集資吧，平保！

誰夠膽飛出鳥籠？

這幾年，中國的經濟發展得越來越好，人民的生活越見富足，國家今年更加會首次舉辦奧運會，中華民族就要迎來一個盛世了！

國家發展一日千里，幾乎使人忘記了三十年之前，中國還是處於政治動盪的時代。改革開放三十年，中國無疑是變了，共產黨也無疑是變了，但到底變了多少？變了甚麼？又有甚麼沒有變？

上星期，內地維權人士胡佳被控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，判監3年半。這件事，也許能夠為上述的疑團提供答案。

中國的「鳥籠政治」

胡佳手無寸鐵、也沒有甚麼後台，不過寫了幾篇文章、接受了幾次外國傳媒訪問，談了一些對國家的看法，就被抓起來、判了監。這樣的一件事，應該足以讓我們清楚認識當今中國的真實面貌。

毋庸置疑，改革開放取得空前成功，共產黨亦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。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權，是典型的極權政體(totalitarian regime)，中共透過黨組織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層面，全面控制企業、農村、學校、家庭、以至個人，並且透過不斷進行的大規模政治運動，達到全盤改造社會的目標。到了鄧小平、江澤民、以至現時胡錦濤執政的年代，由於巿場經濟的發展，中國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經濟及社會活動，由以往的極權政體過渡至以威權政體(authoritarian regime) ― 中國正式進入「鳥籠政治」的新時代。

所謂「鳥籠政治」，就是一套「經濟上寬鬆、政治上嚴控」的統治方式：中國政府不再像毛澤東時代般全盤控制社會，獨立的民營企業、外資企業、自由職業者快速興起，社會整體的氣氛比以往大為寬鬆，民眾的日常生活亦變得愈來愈自由。但這種寬鬆及自由就像鳥籠一樣是有界限的，就是不可以衝擊中國政府的統治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。中共一邊透過經濟發展為政權建立合法性，一邊透過掌握軍警、法院等國家機器以及關鍵的國有企業，繼續有效地控制著社會及民眾，維繫著政權的穩定。

打個比喻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把社會及民眾當做雀仔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；改革開放後，為了配合巿場經濟的發展，中國政府不再將雀仔(社會及民眾)抓在手中，而是把它放進鳥籠，在不容許飛出鳥籠(共產黨統治)的前提下，讓雀仔享有一定的自由，並透過餵飼(經濟發展)令雀仔乖乖聽話(強化民眾對共產黨管治的認受性)。對於那些膽敢飛出鳥籠(挑戰共產黨統治)的雀仔(異見人士)，則毫不手軟地加以消滅。

發財埋便、政治免問

嚴格來說，胡佳也不是要飛出鳥籠，他不過是不聽主人的命令叫了幾下，就已經被抓起來了，這個鳥籠的空間，看來比想像中更要少呢。

聰明的香港人，你要回中國大陸發財嗎？沒有問題，國家非常歡迎廣大的同胞們，一起回來建設祖國。但你們要知道鳥籠的界線，可不要挑戰阿爺的容忍力啊！

內地維權人士胡佳被重判

國際米欄大戰米稻是寶

近日大米價格急升，牽引一輪搶米潮，報章照片所見，超市貨架上空空如也，如果你有份搶米，或者準備捱貴米，日勤要告訴你究竟米為何要貴起來。

總括近日的報章和評論，各國人民要捱貴米原因有三：第一，中國威脅論－中國人富有起來，成為全球「蛀米大蟲」；第二，替代能源論－石油價格上升，美國農民大量轉移耕地用途，集中種植可提煉能源替代品──乙醇的玉米。第三，天氣變化，農作物失收。日勤認為三點都並非主因。

如果中國人民變成「蛀米大蟲」，對電飯煲的需求也會大增，電飯煲短缺的新聞，日勤就未有聽聞。中國人富起來，對很多產品的需求也大增，例如手提電話和電視機，但這些產品的價格長期下跌，這說明大米漲價不是需求問題。

保護主義惹禍

至於有關替代能源的論點，玉米田多在地球的溫帶，大米田在亞熱帶，玉米爭不到大米的地。第三點也不成立，大米的種植地區十分廣泛，氣候變化多是地區性的，風險得以分散。日勤認為，米價上升的主要原因，在於人為因素影響供應，是保護主義惹的禍。

大米的國際貿易交投淡靜，每年交易量只佔總產量7%，即是說，每個大米國家都是自給自足，而這個自給自足的情況並非自由貿易的成果，而是多國政府阻礙進口，設立進口關稅，以及向米農提供津貼的後果。米農在政府的保護下，便成「溫室葡萄」，缺乏競爭，耕種技術踝足不前，生產效率低，便應付不到人口增長帶來的需要。

全球一體化，由衣服到電子產品，以至金融服務，都開放貿易，並蓬勃發展，唯獨農業貿易仍然阻礙重重，結果，社會資源傾向投放於工業和服務業，冷待了農業，這些資源包括土地和人力，於是農地及農夫也減少，進一步削弱農業的生產力。

窮人受害最深

各國政府阻礙大米貿易是為了政治考慮，因為大米市場關乎農民的生計，農民組織成強大的政治力量，足以影響政局穩定。今次米價上漲，政府豈不是有機會解除對農業的資助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政府的干預，不但不能解決社會問題，通常只會引發更多的干預。

為了保住本國的供應，多國政府已宣佈減少大米出口，令米價更瘋狂，結果助展炒風，更多人囤積居奇。最後米價上升，受苦的是窮人，因為他們買米的開支佔收入的比重，較富有的人大。保護主義的原意是幫助窮人，以免他們承受資本主義的「剝削」，但結果是相反，受害最深的偏偏是窮人。

公務員的一天

某天中午，政府總部Canteen ……

公務員A：「喂，成個禮拜唔見人，放大假呀？」

公務員B：「係呀！啱啱攞左OEA（編按：即公務員海外教育津貼，Oversea Education Allowance）送個大仔去英國讀high school，所以請左一個禮拜假陪個仔過去英國搞入學手續囉！」

公務員A：「點解唔索性請多兩個禮拜假去歐洲玩吓呀？」

公務員B：「我都想架，不過我老細今日開始放大假，我要留喺度act佢個位呀！不過等佢番嚟我都要放架，我儲埋成170日假，再唔放就爆假架喇！（編按：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一般每年有40.5日大假，最多可儲180日）」

公務員A：「哈，其實我地一年咁多日假，加埋公眾及法定假期，而家又行埋五天工作制，計吓計吓一年差唔多有三份一時間唔駛返工！」

公務員B：「所以我話煲呔真係醒囉，識得搞五天工作制，簡直係特區成立以來最大嘅德政，唔駛花費額外資源就贏哂我地啲公務員嘅掌聲！以前老懵董就唔識咁做喇！」

公務員A：「鬼咩，阿董成世都未打過工，點似得煲呔咁由低做起，會明白我地啲打工仔嘅心態架？」

公務員B：「係呢，咁你呢排有乜搞作呀？」

公務員A：「無呀，上個月財政年度埋單計數之前，我地個office為左要一次過駛曬未用完既錢、以防俾Treasury（編按：即庫務科，Treasury Branch）搵藉口減資源，所以夾硬買左幾十部彩色printer、數碼相機同PDA。o的貨過兩日就會送黎，但係office個貨倉又爆哂棚，而家仲頭痛緊唔知o的野可以放o係邊。」

公務員B：「嘩，乜你咁落後架，而家仲會搞埋呢o的年尾大採購，學下我個office啦，我地每個月都會睇住盤數，隔兩個月度就大手筆買一次野，咁就唔駛谷埋財政年度完結時，先黎頭痛唔知點樣駛錢。」

公務員A：「有道理，黎緊呢一年我都要學你先。咁你呢，呢輪又有搞緊乜呀？」

公務員B：「呢輪忙於籌備薪酬趨勢調查呀。」

公務員A：「係喎，聽講阿財爺已經一早係財政預算案度作出撥備，睇黎今年加人工都無走雞喇！」

公務員B：「緊係喇，玩程序我地公務員最叻架喇！問題係最後加幾多囉。」

公務員A：「之前幾年香港經濟差，我地俾人鬧足咁多年，資源就狂cut。而家經濟好番、庫房水浸，大把部門等住請人同開位，睇嚟我地都算苦盡甘來喇！」

公務員B：「讀書都有教喇，柏金遜定律，官僚機構生命力幾頑強至得架！」

公務員A：「話時話，canteen啲嘢好似越來越難食。」

公務員B：「聽日出糧，一於book定枱去庸記食燒鵝喇。」

公務員A：「好提議喎，咁聽日call你喇！」

公務員B：「好呀！」

向高手取經

上篇文章刊出後，友好跟筆者開了個玩笑，說「對沖基金不是魔鬼」的立場，會否與木石的職業有關......其實，對沖基金絕大部份的客戶都是機構投資者，他們的投資動輒也有十數「球」美元，木石犯不著那麼費神，在此引誘各位投資對沖基金。況且，對沖基金數以千計，相信亦很難跟木石有關的對沖基金扯上關係。

言歸正傳，上星期筆者只提及各類對沖基金的回報與風險，大家或有疑問，何解這些基金回報能如此穩定地增長，莫非他們是超人？當然不是。對沖基金投資，大體可分為方向性和非方向性兩類。方向性投資涉及看好看淡，依賴基金經理的判斷，理論上較為主觀。至於非方向性投資，主要涉及套利，由於與市場的關係較少，風險亦較低。篇幅所限，木石將集中討論後者。

用CB 沽空作無風險交易

可換股債券（CB）的發行為對沖基金製造無風險套利的機會。舉例，假設某公司CB的換股價是10元及以1對1作兌換比率，若該公司的股價隨後由9元升上10元時（即換股價），該CB的投資者便可於10元沽空同等份量的正股以套利。在沽空後，如股價繼續攀升，由於他仍持有該公司的CB，那CB將會被兌換成正股以贖回沽空了的股份，換句話說，投資者仍能穩收該CB的利息。相反，若股價在沽空後大跌，投資者不單只能收取該CB的利息，還因可放棄CB中兌換股票的權利，故能在沽空中獲利。

專門從事這類套利的基金稱為可換股套利基金。當然，具體運作會複雜很多，但總體都是買入CB或仿CB的工具，然後沽空正股以套利。明乎此，有些公司的股價，在發行CB後無緣無故便下跌，當中自不乏對沖基金的沽空盤。

全天候市場中性基金

顧名思義，透過長短倉的安排，市場中性基金盡可能在任何市況下亦能賺錢。具體的運作主要是買入價值被低估及沽出估值被高估的公司股票。最簡單的要算是母子公司之間的價差。例如同時買入會德豐及沽出九倉，只要它們兩者間的估值拉近，不論股市升或跌，基金都能獲利。同樣概念可應用於相同行業，例如買入國壽及沽出平保，不需理會保險行業的表現，只要國壽比平保做得好，這對組合便賺錢。有些基金更會買入不同性質，但互為影響的公司以作套利，例如買入德昌及鋼股，鋼價升自然對鋼股有利而不利德昌這用鋼大戶，反之亦然，但彼此的影響不是絕對一樣，這中間很多時存有豐厚的利潤空間。散戶們或不能沽空正股，但卻能沽空期指，這樣便等同於買入強勢股，而沽空一眾藍籌股，只要有信心買入的股票能跑贏大市，這個策略可以是全天候的。

對沖基金經理是基金界中最聰明的一群，他們服務最富有的客戶和追求絕對回報。臨場實戰，講求反應與情緒的控制。木石能做到的，是給大家簡介他們的策略，至於操作實況，便需各自修行了。

槌仔、士巴拿及鐵鉗

我的拍檔陸日勤一連兩日介紹了兩本經濟學著作，我也來湊熱鬧，推介一本雖然出版了十年、但卻絕不過時的重量級巨著。

大炒家索羅斯無人不曉，但相信大部人只知道索羅斯在股巿呼風喚雨的故事，卻不曉得他其實是一個學貫中西的思想家。

多年來，香港社會不時出現「政府干預VS自由巿場」的爭論，這些老掉大牙的討論，幾乎每年都出現一次。與其浪費時間看那些口水式評論，一匡建議大家看看索羅斯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《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》，書中就有一段有關政府與巿場的精彩議論。

要平衡政治與市場

索羅斯認為，自從列根及戴卓爾夫人在80年代推動私有化以來，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便成為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。人們相信巿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反對任何政府干預。索羅斯指出，共產主義消滅了巿場，而將集體控制強加在經濟活動上，固然是錯誤；但如果我們因此就走向另一個極端，盲目信奉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，則同樣犯了極大錯誤。索羅斯認為，我們需要在政治與巿場之間，取得合理平衡。

好一個索羅斯，一針見血地點出了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與「大政府主義」的共同盲點：就是以為單靠巿場或國家的力量，便可以解決一切管治問題。

一匡認為，從根本上而言，國家、巿場與社會，都是人類用以推動社會發展的三種不同工具（means），而不是目的（end）。因此，再去爭論政府干預與自由巿場孰優孰劣，根本沒有意義。

打個比喻，國家、巿場與社會就像工匠袋的槌仔、士巴拿及鐵鉗，是各有不同用途、互相補足的三套工具。有時我們會運用國家力量作出干預，彌補巿場不足（例如政府就食物安全進行管制）、有時卻透過釋放巿場力量來提高效率（例如政府在90年代開放電訊巿場）、有時則讓公民社會自我管理（例如讓法律、會計等專業自行處理業內事務）。但更多時候，是同時運用國家與巿場的力量解決問題（例如強積金便結合了國家管制及私人巿場營運）。

三工具各擅勝場

總之，國家、巿場與社會各有優劣、互相補足，都是不可或缺的管治工具，就如槌仔不能取代士巴拿、鐵鉗不能代替槌仔一樣。由此觀之，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和「大政府主義」的荒謬之處，就如分別鼓吹槌仔和士巴拿是萬能：槌仔除了可以用來揼釘外，還可以用來扭螺絲；士巴拿除了可以用來扭螺絲，也可以用來鉗東西！相信這些論調的人就算不是「Too Simple」，也是「Sometimes Naive」吧。

當然，怎樣或多少的國家干預才是適當、何時應該讓路予自由巿場等問題，相信永遠也沒有確實答案。畢竟，這根本就不是科學問題，而是一門藝術。

明乎此，就可以打破「國家干預VS自由巿場」的二分思維，在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，務實地探討當前的管治挑戰，靈活地運用國家、巿場與社會三套工具解決問題，才是現代管治的關鍵。

一名出色的工匠，需要懂得如何運用槌仔、士巴拿及鐵鉗；一個成功的政治家，亦必須掌握協調國家、巿場與社會的管治藝術。不知道我們的政治家特首曾蔭權，是否已精通這套管治藝術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