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

老實的私見

八萬字之前,大概一年前,日勤與兩位朋友一同創立這個專欄,希望集政治、經濟和投資一身的時事評論,可以為讀者帶來多角度的分析。多謝蘋果日報給我們機會。過去一年,日勤一邊寫作,一邊學習和想考,感覺十分充實,雖然觀點不能百分百客觀精準,但確表達了日勤「老實的私見」,這樣已經足夠。寫作是單向的,但在過程中,讀者成為模擬的傾訴對象,你的存在是日勤深深感受得到的,並予以信託之。八萬字之後的今天,日勤決定,是時候為此作個段落,計劃在未來日子,多做運動,多讀書,希望以更佳狀態與你再會。

2009年3月4日 星期三

黃先生與你

黃先生去年總收入有4萬4700元,支出為4萬5400元,差額700元。幸好,他有點積蓄,年頭有70,400元,提取一部份用來支持差額之後,他還剩餘6萬9,700元。黃先生感到不安,面對突如奇來的全球金融危機,以至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,真正的打擊將在來年浮現。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,黃先生預期來年入不敷支達到5,700元,即使「赤字」較去年倍增,始終積蓄仍然足以應付。

黃先生進一步計算之後數年入不敷支的情況仍然存在,但還是足以應付的。到2014年,儲蓄降至5萬5,900元,雖然金額較之前少,但以這個緩慢下降速度度過經濟低潮,應該是值得鼓舞的。回想起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,和2003年沙士期間,黃先生分別多付1萬6,900元,和1萬1,000元以應急,如今面對多變的未來,可能1,000萬也不夠,但要訂立一個預算,總要有點根據,就以十年來這兩個大困難加起來的總和 - 2萬8000元作為參考,現有的6萬多元儲蓄仍然不成問題,還可能有點嫌自己平日腰帶太緊太辛苦了。

黃先生並不是誰人,他正是每一個香港人。他的財務狀況,就是政府財政狀況的人均數字,將政府4,880億元儲備,除以700萬人口,每人儲備就有6萬9,700元。預算複雜艱澀,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特別為預算案加入卡通小冊子,希望方便讀者理解,可惜觀乎多年小冊子的內容,都是隱惡揚善的政府宣傳工具。

要提高預算案的可讀性,日勤認為,有效的方法是將財政賬目除以香港人口數目,得出人均數字,這樣可以讓大家對數字有更巨體的掌握,避免迷失在數以億計的天文數字之中。事實上,政府財政的數學,簡化之後就變成每個家庭主婦都理解的家計簿。

每個人是政府內平等持份者。雖然政府有權再分配財富給有需要的人,但每個人在政府內的權利應該是平等的,以上的人均表達法別具意義,政府可以考慮下年使用。

2009年2月25日 星期三

每人幾萬

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將發表財政預算案,無論有五花百門的紓解民困措施,還是杳無新意的陳腔舊調,政府的財政離不開幾條大數,收支賬目,又不是甚麼火箭科學,應該很容易理解,可惜每談論到公共財政,慣性將數字置諸腦後,有人關心弱勢社群的需要,又有人就關心政府庫房的充裕,萬一大開米倉導致庫房空虛,就要加稅,結果各有各說。日勤將數字搬出來,好讓大家討論和解讀下午的公布時,有多點依據。

外界預期,今個財政年度大概收支平衡,因此,財政儲備約為5000億港元。如果將之全部分派給700萬市民,每人可分得7萬元,以港人收入中位數計算,等於港人半年收入,如果一次過派發,也遠較任何可能的派糖計劃優厚,即使政府要預留一點積蓄,以應付金融海嘯可能導致的稅收和賣地收入減少,以及失業綜援開支增多,積蓄水平也有數得計。究竟庫房需要多少錢呢?

根據過往十年的財政數字,期間經濟有興衰,財政表現也有高低,例如2003-04年最差,錄得赤字近800億元,而2007-08年度最好,錄得超過1100億元盈餘。十年間,平均每年有盈餘9億元,即大致收支平衡。如果未來10年維持過去10年的情況,現時的儲備非常充裕,甚至沒有必要閒置在庫房,而應該還富於民。

作最壞打算,假設末來五年經濟環境都像2003-04年度差,而政府亦沒有能力舉債的話,庫房也應付有餘 -- 5年用4,000億元,還餘下1,000億元,即每人1萬元有多。

如果情況不至如此悲觀,假設困境只維持3年,之後或許收支平衡,或許舉債,餘下的每人可分約3萬5,000元,仍算不錯。這樣,無論政府怎樣辯駁,說庫房如何有經濟逆景下面對壓力,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云云,數字仍然活生生的顯示,庫房仍然十分充裕,具有還富於民的空間。

2009年2月18日 星期三

新政老毛病

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推行的所謂「新政」,普遍認為,是帶領美國經濟從大蕭條中起死回生的主因,不過,有歷史學者指出,時至1937年,仍然有人因抵不住饑餓而自殺。那已經是「新政」推行後的第四年,經濟仍然毫無寸進,連英國雜誌《經濟學人》也揶揄美國,好像已經忘記了經濟可如何增長。

「新政」旨在以政府干預,為受到1929年股市大崩壞的嚴重打擊的經濟,帶來新機遇。不過,1933年至1940年,失業率仍然高居不下,遠高於10%,七年不是短時間。大興土木 -- 建公路、橋樑和學校的工作,由於技能要求不高,相關的工作薪酬也偏低。所以,除了失業人口眾多,即使有工開的,薪資亦不足以糊口。再者,工程令國家財政出現赤字,政府的「救市」力度唯有時鬆時緊,不可能無限度地派糖,而政策的鬆緊,多是為了應付政治需要,例如總統大選,令人民生活無所適從。

最初以為,政府的投資是挽救信心,在商界也有帶頭作用,不過,有歷史證據顯示,政府排斥商界的態度日深,打銷美國和外國的商人和投資者的投資意慾。例如,在電力行業,官僚為了推行預設的工作目標,竟然限制私人的競爭對人,發展電力業務,包括立例限制它們融資,結果,政府與民爭利,抑壓了新企業的冒起,而那些企業才真正有機會帶領經濟復甦。

雖然,1929年的股市大跌,觸發大蕭條,但大蕭條之所以禍害深遠,是它年復一年的持續性。至於這個持續性的因由,眾說紛紜,但更少人關注的是以上的觀點,就是政府只著眼於短期的經濟刺激效果,而忽略了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,最終導致,經濟復甦姍姍來遲。

日勤認為,中國今日的經濟發展里程,與20至30年代的美國,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例如美國是當時的「世界工廠」-- 全球最大出口國,又是最大的鋼鐵需求國。中國今日面對的經濟挑戰不下於美國當年,分別只是災難觸發點--美國當年的是在本土;中國今日的在海外--即美國,但同樣面對隨之而來的產能過餘問題。中國基建再多,也未必能扭轉乾坤。防止國際間興起保護主義,開放農地產權,以發展內部需求,更為可取,相信中央也在這些方面努力。

2009年2月11日 星期三

香港教父

福布斯公布富豪排名榜,讀者逃不開一個赤裸裸的現實,就是世界富豪有基金經理﹑有電腦軟件企業家,可說包羅萬有,但香港富豪卻清一色是地產商。地價昂貴又不只是香港獨有,是本地地產富豪特別了不起嗎?他們走出香港到內地發展地產,又不見得有明顯優勢。

主流意見是,香港有今日的成就,憑著的是幾位有能之士,帶動經濟發展,以地產為首,打造有香港特色的自由經濟。而他們的財富名列世界前茅,更加印證了香港機會處處,只要敢博肯捱,人人都可能白手興家。

專門研究亞洲經濟的Joe Studwell撰寫《Asian Godfathers》(亞洲教父),拒絕接受主流,並提出自已的見解。作者認為香港經濟起飛,動力源自從事出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。他們借助低關稅,帶動香港走向繁榮進步,至於富豪們的角色,他認為是負面的,即是說,如果沒有了他們的角色,經濟會走得更快更前。

著作於2007年在英國印製,不見有中文譯本,在本地書店也找不到英文版踪影,卻引來西方傳媒頗大的迥響,分別獲得《金融時報》和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的好評。

香港被譽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,作者不以為然,認為香港對外經濟活動雖然自由,但多個本地環節受到富豪家族壟斷,地產﹑貨櫃碼頭﹑超市﹑電力﹑巴士服務等等的經濟利益都落在少數富豪控制的集團或企業手中,是規管和發牌制度的結果。作者指出,富豪的壟斷行為除了令相關行業產品及服務價格過高,也令壟斷者懶得培訓人才、建立品牌和推動科研,因而削弱香港整體的競爭力。

另外,這本書也不乏軟性趣味。作家講了很多有關富貴個人的故事,例如富豪們如何刻意經營所謂白手興家的傳奇,配載塑膠電子手表顯現出身寒微是其中一招。還有富貴的工作日程,他們可能不是外界想像般勤力,還有他們與銀行家千絲萬縷的關係等等。

本地有關富豪的資料多是經過自我審查,在這個環境下,這本更是難得的好書,可惜要靠老外方能得知本土故事,是我們的悲哀。

2009年2月4日 星期三

看淡國有銀行

雖然中央匯金早前高調在市場上購入工商銀行(1398)﹑建設銀行(939)及中國銀行(3988)三大國有銀行的股票,有助穩定投資者對國有銀行的信心,股價表現年初以來跑贏大市,不過日勤認為,中央這個干預行動卻令國有銀股份成為目前下跌風險較大的板塊。

市場普遍看好國有銀行不只是匯金單一因素,當美國和歐洲大型銀行因金融海嘯而導致大量虧損,甚至被政府接管,國內銀行安然無恙,目前已披露與金融海嘯相關的投資始終屬於小數,加上呆懷賬紀錄偏低,而且現金充裕。營運上,利息收入一直錄得可觀增長,都讓投資者安心。

賬目數字以外,最重要的保障,可能是來自北京的眷顧。中央政府大概不會讓國有銀行出事。不過,日勤認為,盈利長升長有始終是不可保證的,正如中央去年就不能阻止股市下跌一樣,雖然中央對國內一切活動的控制權,曾經為投資者帶來無限的暇想。

事實上,國有銀行的盈利充滿變數,情況並非阿爺篤篤手指就能了事。國有銀行向客戶的貸款大部份是私營或個人的。以建行和工行為例,國有企業欠款分別佔兩者的整體貸款金額不足五成。其餘的是私營和合資公司,以及個人客戶。這顯示既使國企背後可有大水喉,那些私營客戶仍然可能帶來顯著的呆壞賬。

另外,將國有銀行貸款以行業分類,情況亦令人擔心。製造業和地產相關行業,佔建行整體貸款五成;佔工行四成。較穩定的,如基建和公用比較反而較低。受到全國出口放緩打擊,製造業成為中國經濟的重災區,而且地產泡沫已經爆破,兩方面都有機會帶來呆懷帳。

在未上市前,國有銀行出售大量呆懷帳,去蕪全菁以後才得以成功上市。不過,如果工作方針不變,繼續做政府的政策工具,根據政策指令,而並非借款人的還款能力以審批貸款的話,國有銀行每隔幾年就可能出現一次顯著的撇賬,股東的利益便會受損。國有銀行可能因為這次外在經濟下滑,曝露出其本身內在的管理問題。

2009年1月21日 星期三

溫故匯豐

匯豐(5)近日股價急瀉,是時間跟她翻翻舊賬。1949年,匯豐將核心業務由上海搬遷至香港,雖然銀行為很多同樣逃難來港的上海廠商融資,但大致上,當時的匯豐仍然充滿殖民地色彩。英籍大班都是只為在港的外國人服務,至於華人客戶,銀行則聘請華人「買辦」代理。

船王包玉剛據說是匯豐第一位直接治商的華人。包玉剛從上海來港原本經營貿易,後來因戰後日本大力推動製船業,並以優厚的條件吸引海外買家,包玉剛發覺航運業大有可為,但以當時的財力,他負擔得起只有數艘貨輪,幸好獲得原為他辦理貿易融資的匯豐支持,大量增購船隻,建立世界最大的船隊,匯豐從中亦大有斬獲。

到七十年代末,航運業低迷,船王轉移資產到陸上,從當時勢力龐大的英資行怡和手中奪得九倉(4),匯豐的支持也不可缺少。之後,匯豐與長實(1)建立的關係更為重要。

經過拯救陷入財政困難的英資商行和黃(13),匯豐持有和黃大量股權,並聘請一位澳洲人當和黃總裁,將其業務重新納入正軌。之後匯豐打算出售和黃股份,但她沒有向最富有的買家,如英資財團及包玉剛求售,反而在沒有競價的安排下,匯豐將和黃以低價售予長實,據說成交價較資產淨值,折讓五成多。到1979年,收購和黃之長實,成為全港第二大地產商,排名僅次於怡和。

匯豐厚待長實﹑回報就是長實其後的龐大貸款生意。匯豐更邀請其主席李嘉誠加入董事會,繼包玉剛後成為另一華人董事。銀行的商業策略和董事會組成成員,向香港的華資財團發放一個友善訊息,吸引更多華資公司光顧,匯豐更支持當時因跟中共友好,而被英國政府排擠的霍英東,顯示其不受政治壓力的影響。

今日,香港的地產﹑港口和零售業,由幾個大財團控制,有個說法是:匯豐扮演了造王者的角色,亦有指,匯豐也是身不由已,只是盡量適應環境變遷,避免跟其他英資財團一樣抵不住時代巨輪的衝擊。無論如何,匯豐這種沒有種族歧視,認錢不認人的態度,及其看通長遠形勢的能力,是他們成功的基石。近年,匯豐又重回祖國懷抱,與國內的金融業建立密切關係。只要這種特質不變,即使暫時面對經濟困境,長遠前景仍然一片光明。

2009年1月14日 星期三

競爭從地產開始

不知不覺間,地產商的利益好像和置業人士的利益連成一線,兩方都希望樓價穩步上揚。社會好像默許地產商的壟斷行為,認為一切對地產商好的,也必利好樓市。市民對地產商的保護態度,和對超市壟斷所採取的態度截然不同。從來,只有針對超市的格價隊,未聽聞有組織格價隊比較樓盤抵買程度,其實成功為樓盤格價可以慳得的金錢,可抵銷成千上萬次在超市的努力成果,這顯示社會都不敢觸及置業者的神經。

這條神經可能是自1997年推出八萬五房屋政策而起的,推出政策稍有不慎,後果可以很嚴重。所以即使面對地產市場寡頭壟斷,所產生的種種問題,包括發水樓,以至懷疑有地產商在政府拍賣場作幣,只有啞忍,誤信地產商和置業者同坐一條船的歪理。

物業價值由土地價值和建築價值兩個部份所組成。建築價值會隨著時間而折舊,以至貶值,但土地卻不會折舊,可以保值,甚至升值。八萬五政策錯在大量推出住宅,令土地出現供過於求,連土地價值也貶值。

今日社會又走向另一個極端,以為維持地產商的壟斷,就等於保護市民的資產,其實這只是保障了建築物的價值,即地產商的利益,對土地價值一點好處也沒有,甚至可能有害。

在缺乏有效的競爭環境下,政府拍賣地皮無法刺激激烈的競投,另一方面,樓宇買賣市場又因為缺乏競爭性,令地產商多採取善價而沽的策略。再者,因為缺乏可供選擇的發展商,樓宇設計都傾向有利發展商,例如減少實用面積﹑建築用料低劣,令樓宇充滿水份。三個因素加起來,結果售賣的樓宇,外表昂貴,但保值能力不高,有損置業者利益。

競爭法如果只顧立例管制,相信無助於改善現時地產商的壟斷局面,因為財雄勢大的地產商,總有方法繞過限制,莫說競爭法可能只會針對其他比較雞毛蒜皮的行業,而不是最關鍵的地產業。更有效解決壟斷的方法,是減低入行門檻,讓更多企業加入競爭,例如增強申請土地拍賣的透明度。在打破地產寡頭壟斷之前,香港被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,當之有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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