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瞻香港管治大局

政府委任副局長、政治助理引發猛烈政治海嘯，至今總算暫時告一段落。但若曾蔭權政府掉以輕心，將今次的政治風暴當作單一事件看待，隨時會種下新一輪管治危機的禍根。

管治危機的tipping point

一個政府無論如何順風順水，總不可能長時維持民望高企，因領導人即使怎樣英明神武，都會有犯錯的一天。堅固的堡壘一旦出現第一道裂痕，就可能無限擴大至完全崩潰。

自從05年接任特首以來，曾蔭權一洗董建華「議而不決、決而不行」的弊病，大都能迅速拆除種種「政治炸彈」，政治上又力行務實的中間政治路線，因此深得主流香港人認同，令煲呔民望得以長期高企。但擴大政治委任制引起的風風雨雨，卻正正替曾蔭權的「民望堡壘」打開一個大洞，一旦處理不慎，就會成為引發新一輪管治風波的tipping point。

政治委任風波過後，民情正悄悄出現轉變，原本對曾蔭權「感覺良好」的大多數巿民，正醞釀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。要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，曾蔭權必須儘快作出政治調整，拿出一、兩項大動作扭轉趨勢。畢竟，擺在曾蔭權面前的，是一系列燙手的政治地雷：2012普選中途站方案、醫療融資改革、日漸升溫的下一屆特首「跑馬仔遊戲」等，一旦處理不善，煲呔隨時提早升上神，淪為政治跛腳鴨。

經濟好景差極有限

但如果說曾蔭權會像董建華般陷入重大管治危機的困局，卻無疑是說大了，畢竟，董建華政府之所以弄得天怒人怨，除了不斷犯下各種低級政治失誤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香港經濟嚴重衰退，巿民搵食艱難，加上政府陷入嚴重財赤，為了削減開支引發各大利益團體強烈反彈，最終墮入萬箭穿心的死局，23條立法導致50萬人上街，不過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蘆葦草。

相反，即使曾蔭權往後的施政如何不濟，只要香港經濟繼續好景，失業率不超過5%、恒指不跌過18000點，大部份巿民能保持安穩生活，加上政府水頭充足、有足夠資源派糖及應付各大利益團體的苛索，民間不滿聲音始終有個限度，香港的管治大局總不至於像董建華年代般完全失控。無論如何，在今次的副局長、政治助理風波過後，過去兩、三年相對穩定的管治局面，畢竟再難維持下去，香港的政經大局將進入新一輪「走勢反覆」期。

這是一匡在《筆論天下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，因個人理由，我與木石都會離開這個專欄。多謝各位讀者及網友捧場，也非常感激編輯給予機會讓我們在此「發牢騷」。雖然一匡及木石暫時離場，但《筆論天下》還是會延續下去，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老友陸日勤啊。

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再有機會同大家見面，拜拜！

建立真正的國際視野

自從九七回歸以來，「建立國際視野」似乎成為了香港人的時髦口號。當大角嘴朱師奶、將軍澳九叔也把「亞洲國際都會」、「與國際接軌」、「全球化」等名詞講得瑯瑯上口之時，是否就代表香港人真的胸懷四方、視野廣闊？

《筆論天下》的讀者中，既有專業的投資者、亦有關心社會時事的有識之士，而建立真正的國際視野，相信是我們三位作者與讀者們共同的努力方向。畢竟，你要準確分析石油巿場及油股的走向，就不能夠對中東一帶的政治衝突一無所知；要把握中國政治的發展走向，亦要了解北京與非洲各國的政治聯繫。

全球52個「熱點」

一匡今日向大家介紹的一本小書──《從地圖看世界紛爭》，不啻是我們建立國際視野的導航針。此書的主旨是透過地圖觀察世界各地的政治紛爭。書的開首便是一幅世界地圖，透過地圖點出全球52個衝突「熱點」，包括美洲的秘魯、哥倫比亞，亞洲的北韓、印尼，中亞的克什米爾、緬典、阿富汗、庫宜德，中東的巴靳斯坦、黎巴嫩，非洲的剛果、安哥拉、盧旺達、莫桑比克，歐洲的科索沃、北愛爾蘭等等。然後作者便順序闡釋這些政治「熱點」衝突頻仍的來龍去脈、前因後果，從現況、原因、背景、展望四大角度逐一說明。

政經分析的先決條件

《從地圖看世界紛爭》當然不是一部寫給專門研究國際政治的人看的書(對這些人來說，這本書顯然太淺)，而全書只有短短的二百多頁，內容難免予人浮光掠影、不夠深入的感覺，但卻是一般讀者了解國際問題的簡易入門指南。總體來說，閱讀此書能夠令你迅速掌握國際大勢，對「以巴問題」、「科索沃獨立」等常常出現在新聞報導的國際議題建立基本的認識。而建立宏觀的世界視野，正是作出準確政治判斷、深入財經分析的先決條件。

要建立真正的國際視野，光說不練是沒有用的。

(編按：一匡因事外遊，未來兩星期將會暫停出文，六月下旬再見。)

領匯的罪與罰

一匡在黃大仙區長大，現時雖然已經搬離該區，但仍習慣每月都到黃大仙中心的一間髮廊理髮。上星期，一匡如常來到黃大仙中心理髮，卻發現整個商場變了一座死城，幾乎所有店舖都關門大吉。

一匡後來與髮型師傾談，才知道原來領匯(823)正重整黃大仙中心內的商舖。髮型師告訴一匡，領匯管理層給小商戶兩個選擇，一是大幅加租，二是搬到商場內的「死位」，大部分商舖眼見經營前景困難，紛紛忍痛結業。髮型師的舖頭雖然能夠繼績營業，但租金就要大加一倍，還要斥資翻新整間髮廊，才獲得領匯續約。

私營化的利弊

過去二十年，歐美掀起「新公共管理革命」，鼓吹公共服務私營化，認為政府應將服務外判給私人營運商，甚至索性將擁有權賣斷給企業，才能夠改善服務效率。

政府部門架床屋，適當引入巿場力量及企業經營手法，無疑可提升官僚機構效率，值得支持。但如果矯枉過正，一味強調效率的重要、而忘記了公營部門原來的存在目標──推動公平公義等社會價值，極端私營化往往是災難開始。

平衡商業原則與社會目標

領匯全面接管公屋商場，正是私營化的反面教材。以往房屋署經營公屋商場效率欠佳、加上房委會面對巨額財赤，政府要推動私營化改革，實在無可厚非。但政府的私營化卻去得太盡，不但將管理權徹底交予領匯，更加完全放棄商場的擁有權。結果是公屋商場的營運效率及租務價值，在100%商業原則的指導下大為提升，但代價卻是犧牲了公屋商場原來的社會作用──為低收入的公民居民提供廉價商品、及為小巿民提供創業空間。

領匯成立後，一面透過加租逼走小商戶，一面引入大型連鎖店來提高商場檔次。這些改革固然是提高了商場的營運水平，但副作用是加重了公民居民的生活負擔、小巿民搞點小生意的機會也被趕絕。如果當初政府在推動私營化時，能夠作出適當制約，例如只給予領匯經營權、並保留50%控股權，會否更能平衡「商業原則」與「社會目標」？對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是否更有利？

畢竟，私人企業與政府管理的性質有根本不同：私人企業只講利潤與效率；政府則要維護社會公義，而不是無止境追求效率。這不表示我們要忍受官僚的僵化，但我們必須謹記，政府在追求效率提升的同時，必須平衡社會公義及大眾利益。

學者Robert Denhardt有一句名言：「政府只應在道德價值容許下，才有效率地工作」。領匯的教訓，值得香港人深思。

政經高人(下)

一匡昨天介紹了索羅斯的全球化三部曲。根據索羅斯的分析，全球資本主義要暢順運作，不能夠單靠巿場機制，而必須加強國際組織及合作，發展相應的全球政治體系，以解決國家主權日漸式微、國際金融巿場「無王管」的問題。

索羅斯的分析主要針對金融層面及資本巿場，但他對全球化趨勢的洞見，其實同樣適用於解釋全球化如何衝擊其他政策領域。

主權國家「空洞化」

事實上，全球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影響，是主權國家出現「空洞化」(Hollowing-out)危機。以往，一個國家的政府，只要本身的制度沒有大問題，都能夠全權管理在它主權範圍內的大小事情，政令暢通無阻。但隨著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，資金、物品、人口、訊息、以至病菌、軍事技術等，都能夠透過便捷的交通運輸及無遠弗屆的互聯網，瞬間轉移至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，結果是大大削弱了主權國家的管治能力，引發政府權力「空洞化」危機。

索羅斯提到的，主權國家無力抵禦金融資本高速流動所帶來的經濟衝擊，正是國家權力「空洞化」的一個例子。但其實受到全球化衝擊的，絕不限於金融領域，幾乎所有的政策範圍都受到影響，令政府的管治難度大大增加。例如，跨國企業橫行及經濟一體化，令貨幣及財政政策的作用變得似有還無，削弱了各國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；跨境人口流動頻繁，亦令主權國家在防範沙士及禽流感等傳染病散播時，難度倍增；網上侵權及下載活動猖獗，更加令各國以往建立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，變成形同虛設。

加強國際及區域合作

要解決主權國家「空洞化」的危機，正如索羅斯的提議，唯一方法是強化國際織及合作，透過建立全球政治體系及政策支援網絡，化解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衝擊。例如要有效控制傳染病的散播，除了要加強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的協調，各國亦要建立完善的疫情通報網絡。全球化的出現，勢必改變人類社會過去數百年的運作規則，而如何發展相應的全球管治體系，正是當中的一大挑戰。

索羅斯雖然是一名大炒家，但他對全球化的敏銳觀察，實在比不少政治學及社會學學者還要出色。一匡大力推介索羅斯著作，除了因為他獨到的分析非常有參考價值，亦希望讀者們能夠從索羅斯的成功經驗，體會到建立全球視野、融匯政經知識的重要性──而這正是《筆．論天下》這個專欄的宗旨。

政經高人(上)

《筆．論天下》已推出了近三個月，我們這個打破傳統、將政經分析共冶一爐的專欄能夠維持至今，全賴各位讀者支持及編輯的包容。

不少朋友問一匡，這個專欄的定位如此「怪雞」，要在主流報章生存，可謂吃力不討好，你們三位作者何不索性各自開一個專欄，分開寫政治評論及財經分析？

的確，要令這個專欄運作暢順，當中困難實不足為外人道。但我們始終堅持這個定位，是為了帶出「政治、經濟及投資互相影響、不可分割」的理念，同時透過全方位的評論，讓讀者們同時掌握政經大勢。

事實上，現今政界及財經界的領導者，無一不是擁有全局視野、能夠同時掌握政經脈搏的精英。我的老友木石上星期介紹的美國前財長魯賓便是最佳例子，而我所鐘愛的大炒家索羅斯亦是另一個人版。索羅斯能夠在金融巿場呼風喚雨，固然有賴他出神入化色的投資技巧，但他對全球政局的了解及洞見，亦是他的成功之道。一匡曾經推介過索羅斯的《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》，今個星期會一併介紹索羅斯另外兩本鉅著，讓大家了解這位「政經高人」的睿智。

全球資本主義的不足

索羅斯在2000年及2002年分別出版了兩本探討全球化的專著：《Open Society: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Reconsidered》及《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》。這兩本書連同1998年的《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》，堪稱是索羅斯的全球化三部曲。

扼要而言，索羅斯這套三部曲，主旨是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引發的危機，並探討當中的解決辦法。索羅斯指出，全球化現象最突出的部分是資本全球化，即金融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，而國家經濟也越來越受到全球金融巿場及跨國企業的主導。根據索羅斯的分析，全球資本主義雖然在過去20年急速發展，但全球政治體系的發展卻一直追不上經濟全球化的速度。政經發展不協調的後果，是國際金融巿場的運作出現「無王管」局面，繼而引發全球經濟出現極端不穩，1997至1999年的金融危機便是明証。

強化國際組織及合作

索羅斯引用哲學家Karl Popper的「開放社會」理論(Open Society)，明確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能夠解釋任何事情的「終極真理」，所以他嚴詞批評巿場原教旨主義者盲目相信巿場萬能的論調。索羅斯認為，全球資本主義不可能單靠巿場機制便可以有效運作，而必須透過加強國際組織及合作，發展相應的全球政治體系，才能夠在國家主權日漸式微的情況下，保障公眾利益及社會公義。

索羅斯對全球化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，對我們可有啟示？明天續談。

白高敦的難題

一匡在之前的兩篇文章中，分別剖析了俄羅斯及意大利的政經形勢，今天就同大家跨越英倫海峽，探討英國的最新局勢。

今個月初的英國地方議會選舉，執政工黨大敗而回，連擔任了倫敦市長八年的利文斯通，亦敗於保守黨的約翰遜手上。白高敦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帶領工黨出選便輸得如此難看，令他面臨黨內外的沉重壓力。

自97年上台後，工黨執政十年來一直順風順水。但白高敦接任首相後，工黨的政治行情卻急轉直下，是否意味英國局勢快將出現大變？工黨現時形勢的確嚴峻，但根據選舉法，白高敦最遲可在2010年中才舉行大選。換句話說，白高敦還有兩年時間重整旗鼓、扭轉形勢。要坐穩首相寶座，白高敦先要解決兩大難題。

經濟危機四伏

白高敦的首要難題，是次按危機可能引發英國經濟衰退。白高敦任首相前，曾擔任10年財相，一手帶領英國走過戰後最長繁榮期，但金融危機將為這個經濟奇跡畫上休止符。

不少分析指出，由於英國經濟偏重金融服務業，在這波全球信貸危機中，將比其他歐洲國家面對更大衝擊，而最新的經濟數據相信會令白高敦多生幾條白頭髮。首先在次按陰影下，樓巿自去年10月起已連續6個月下跌。樓價下跌難免影響消費信心，最新4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到負38，創下自1992年貨幣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。消費開支佔英國經濟比重近三分之二，如果消費意欲繼續低迷，將對經濟構成重大傷害。事實上，英國首季的經濟增長便只得0.4%，顯示衰退風險正大大增加。

壞消息接踵而來，但對白高敦來說，最致命是民眾對工黨政府的管治能力開始失去信心。信貸危機爆發以來，輿論都批評白高敦反應過慢、優柔寡斷。《金融時報》4月的民調便顯示，68%英國人對工黨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「完全無信心」。這個民調相信會令白高敦寢食難安，皆因當年馬卓安就因為處理1992年的貨幣危機不善，被英國人質疑保守黨的經濟領導能力，就此埋下衰落伏線。白高敦有何法寶，可以帶領英國安然渡過經濟危機？

工黨疲勞症浮現

經濟問題固然不易處理，但更棘手的是如何解決英國人的工黨疲勞症。工黨自97年上台以來，已經執政超過十年，民眾開始對工黨長期執政表現厭倦，加上白高敦連番施政失誤，英國人浮現「不如換人做做看」的想法。所以自去年10月開始，工黨的民望便一直落後於保守黨。要解決工黨疲勞症，白高敦需要在政策及人事上展現新風格，否則難以挽回選民信心。

兩年後英國政經大局會否變天，就看白高敦能否解決這兩大難題了。

進軍意大利

港人熱愛足球，意大利班霸、「紅黑兵團」AC米蘭，在香港就有不少擁躉，不少人亦認識AC米蘭的班主貝盧斯科尼 — 這位曾經兩度出任意大利總理、掌控龐大傳媒帝國的商業大亨。

在4月舉行的國會大選中，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聯盟，大勝韋爾特羅尼的中左聯盟，成功在國會兩院取得大多數議席，令貝盧斯科尼得以第三度出任總理。貝盧斯科尼能夠贏得大選，主要是由於意大利人不滿前總理普羅迪的左翼政府，為了消滅財赤而大幅加稅，選民相信貝盧斯科尼較有能力解決意國的經濟問題。

經濟問題堆積如山

貝盧斯科尼再度上台，首要任務當然是振興經濟。近年，意大利經濟持續低迷，被譏笑為「歐洲病夫」。意國經濟連續兩季負增長，早前國際貨基金會便預測意大利今年的經濟增長只得0.3%，遠低於歐元區國家平均的1.4%。

意大利的經濟問題堆積如山，不少是結構性的「老大難問題」，例如基建殘舊、工會勢力橫行、國債高企（國債相當於GDP103.6%）、高稅收打擊投資意欲及生產力（稅收佔GDP比率達42%）、經濟競爭力不足（過分依賴紡織、造鞋等傳統製造業）。意國經濟積重難返，絕不是今天才出現。過去十多年，左派及右派輪流上台執政，每次都令選民失望而回，那些老問題始終無法解決。

政局不穩難以改革

經濟改革之所以難於推動，很大程度上與意大利的政治及選舉制度有關。意大利國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，因此執政黨往往無法單獨控制國會多數議席，而需要與小黨合組聯合政府。這種政治格局令執政黨施政時舉步維艱，常常被小黨揪後腳，大大削弱政府的穩定性。戰後62年來，意大利便出現了61個政府，總理幾乎年年換人。

政局不穩，令執政當局忙於內鬥，無法凝聚足夠力量推動全面改革。例如2006年普羅迪贏得大選，他領導的9黨執政聯盟內部矛盾不斷，令普羅迪推動改革時阻力重重。最後更因為其中一個小黨突然倒戈，令普羅迪未能贏得參議院的信任投票，被迫鞠躬下台。

現時貝盧斯科尼的執政聯盟，除了他領導的自由人民聯盟，便包括了北方聯盟、全國聯盟黨等小政黨。要解決意大利的經濟問題，貝盧斯科尼必須正本清源，先行改革選舉制度、改變黨派林立的情況，否則他根本不會有足夠政治能量推動徹底的經濟及社會改革。

AC米蘭剛經歷了一個「四大皆空」的球季，不但在聯賽爭標失敗，歐聯亦在十六強出局。球場失意，貝盧斯科尼能否帶領他的「政界紅黑兵團」，在政壇扳回一城、為意大利大打爭氣波？

熊出沒注意

《筆．論天下》的宗旨是縱論政經大事，為了更加切合這個主題，從現在起一匡會不定期撰寫一些「Country Analysis」，從宏觀角度分析一個國家的政經大局。頭炮是今日介紹的俄羅斯。

俄羅斯新總統梅德韋杰夫上星期正式宣誓就任，前總統普京則改任總理，揭開俄國歷史新一頁。過去8年，普京厲行鐵腕管治，成功令俄羅斯走出谷底。梅德韋杰夫接任總統後，能否進一步帶領俄國重返世界強國之列？

雙頭馬車前景不明

普京任總統8年最重要的建樹，是扭轉了葉利欽時期政府積弱、局勢不穩的局面。普京大力打壓反對派及削減地方自治權，將權力高度集中於克里姆林宮，雖然被批評為反民主，卻穩定了俄羅斯的政局，為經濟發展鋪平道路。

未來俄國要繼續保持政局及經濟穩定，端視梅德韋杰夫及普京的「雙頭馬車」領導模式能否運作暢順。表面看來，梅德韋杰夫是普京欽點的接班人，兩人既是同鄉、又是校友，長期合作無間，加上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在國會杜馬佔有絕對多數，未來4年施政可望暢通無阻。

可是，「雙頭馬車」的格局始終潛在太多未知風險。現時兩人的分工並不明確，加上俄國政治並不制度化，雙頭馬車出現矛盾的機會不容抹煞，何況歷史上實在有太多「太上皇」與「接班人」反目的前科。雙頭馬車的模式實在為俄國局勢帶來太多的問號及變數。

經濟單元風險不少

經濟方面，俄國面對的問題也不少。98年俄羅斯受到金融危機衝擊、經濟瀕臨破產。但普京時來運到，接任總統後便遇上商品巿場的超級大牛巿，令天然資源豐富的俄羅斯經濟霎時間大翻身。現時，石油及天然氣工業已經成為俄國的經濟支柱，佔GDP的比率由99年的12.7%，大幅增加至31.6%，相關產品更加佔俄國整體出口的8成。

俄羅斯能夠重現大國風采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原材料有價。一如現時的中國，俄羅斯的穩定建基於持續的經濟增長，但俄國的經濟結構卻遠比中國單元化，意味當中的風險及不穩定性極高。一匡不是石油專家，無法預知商品價格會否長升長有，但俄羅斯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，長遠之道始終是推動經濟多元化、振興疲弱的製造業，否則一旦商品巿場逆轉、經濟增長無以為繼，積存的矛盾（貪污問題、貧富縣殊等）便會爆發。

由此可見，過去8年締造「普京之治」的兩大支柱──政局穩定及經濟增長，似乎都出現了新的變數及風險。俄國這隻「北極熊」能否在新總統梅德韋杰夫的帶領下重拾昔日風光、再度叱吒風雲，套用一匡偶像林行止的一句口頭禪，現階段我們只能夠「疑中留情」吧。

受軟唔受硬

奧運聖火離開港澳後，正式在內地展開傳送之旅。聖火在歐美傳遞時，飽受老外「欺凌」，到了中國境內，則是一片歌舞昇平。

北京的如意算盤，原是透過辦奧運向外展示改革開放成就、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。但奧運聖火在海外的「奇妙之旅」，引發了西方的「反中國潮流」，辦奧運由好事變壞事，中國政府自然歸咎歐美刻意針對。但一匡想，當中原因恐怕並非如此簡單，事件實際上突顯了中國現時改革路線的局限。

改革開放的局限

要尋找答案，不仿翻一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Joeseph Nye的經典著作《Soft Power: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》。Joeseph Nye指出，一個國家的實力可以分為「硬實力」和「軟實力」：前者是指利用軍事和經濟力量，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服從自己；而後者則指透過優秀的文化、價值觀、制度等，感召別國歸順。一句話，要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，不能夠單靠硬實力來「以力服人」，也要發揚軟實力「以德服人」。

套用這個理論，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其實主要是增強了國家的「硬實力」：中國GDP快速增長，外匯儲備豐厚，顯示國家的「經濟硬實力」越來越強；同時，中國的「軍事硬實力」亦與日俱增，軍備急速現代化，導彈及太空技術穩佔世界前列。

問題是，中國的「硬實力」雖有長足進步，「軟實力」還是遠遠落後於歐美，結果往往在輿論上陷於捱打：無論你的立場如何，都必須承認一點，就是歐美的民主自由、巿場經濟等制度及價值觀，至今仍是主導全球的意識形態，是大部分國家的學習對象，因此西方能夠佔據道德高地、牢牢操控國際輿論的話語權。相反，中國的威權體制、差勁的人權紀錄等，卻令北京背負難以洗脫的「政治原罪」。

推動「北京共識」

今次的聖火事件，應該令國家領導人有所啟發，了解到現時改革路線的局限。只要中國的制度、價值及文化仍然被外界視為落後、負面及野蠻，「硬實力」的增長不但無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形象，反而會令「中國威脅論」更加甚囂塵上。

中國要真正崛起，增強「軟實力」是當務之急，而領導人手上也不是沒有籌碼，就是所謂「北京共識」。以往，歐美國家一直鼓吹所謂「華盛頓共識」，簡單來說就是經濟自由主義，強調自由貿易、開放巿場、減少政府干預的經濟發展模式。但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改革經驗，卻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成功道路、帶出一套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：堅持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漸進改革、在逐步引入巿場經濟的同時，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規劃及調控。要提升國家的軟實力，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推動制度創新、不斷豐富「北京共識」的內涵，讓「中國模式」成為全球模範，才能夠抗衡西方的文化霸權。

隨著經濟全球化，各國的利益變得千絲萬縷，出現大規模戰爭的機會越來越少，經濟及軍事「硬實力」已經不再像上一個世紀那樣舉足輕重。世界已經進入一個「受軟唔受硬」的年代，中國必須趕上趨勢，在加強「軟實力」上痛下苦功。

無牙老虎的作用

政府發表諮詢文件，建議制訂跨行業公平競爭法。

學術界對競爭法一直有兩派意見：一派是巿場原教旨主義者，認為自由巿場下的壟斷只是短暫現象，因壟斷帶來的高利潤會吸引新經營者加入、打破原有壟斷局面，所以反對競爭法，認為巿場可自行調節、毋須政府干預；另一派則認為巿場不可能透過自行調節打破壟斷，主張制訂競爭法，由政府扮演「球證」，確保巿場運作暢順。

無論誰對誰錯，現實是已有逾100個國家制訂了競爭法，反映透過競爭法維持巿場秩序，已是國際共識。香港是唯一尚未有競爭法的發達地區，以往就曾出現不少「疑似」壟斷及反競爭行為。政府現時建議的競爭法，到底能否打破巿場壟斷、杜絕反競爭行為？

競爭法兩大缺撼

將政府的立法建議、與其他國家競爭法比較，就會發覺「港產競爭法」有兩大缺撼，根本是無牙老虎。

首先，大部分國家的競爭法（例如美國及歐盟），除了禁止反競爭行為，更重要是規管企業的收購合併、避免出現「壟斷巨無霸」。相反，港產競爭法只涵蓋反競爭行為，不會對企業的收購合併設限。這種半桶水的立法建議，能否真正杜絕巿場壟斷，令人懷疑。

其次，歐美國家的企業如被裁定違反競爭法，要負上刑責，罰款可達數以億元。可是，違反港產競爭法的企業只會被民事起訴，最高罰款僅1000萬，對大企業可謂九牛一毛，可以有多大阻嚇力，真是天曉得。

政治意義大於一切

既然港產競爭法實際作用有限，政府為何仍要大費周章？原因很簡單，政府推行競爭法不是真的為促進競爭，而是有更深層次的政治計算。

過去十多年，社會要求訂立競爭法的聲音一直存在，但政府視而不見，直至05年曾蔭權上台，才在首份施政報告上為競爭法開綠燈。為何曾特首一改政府以往立場，提出引入競爭法？

以往董建華政府其中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，是與大商家走得太近，故不時出現官商勾結、利益輸送的指控。曾蔭權上台後要展示管治新風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保持與商界的距離（至少表面上），而要為政府營造一個較中立的形象，有甚麼會比引入競爭法更具象徵意義？但香港畢竟是商人主導的社會，政府提出的競爭法必須溫和一點，以免引起商界激烈反彈，於是只好搞一條無牙法例、虛應一下。有了這條無牙競爭法，將來就算再有官商勾結的指控，政府大可振振有詞宣稱：「政府決心維持公平競爭，制訂了跨行業競爭法……」。

這條「表面經濟、實質政治」的競爭法再次告訴我們，政治及經濟分析又怎可能分開？

向左走、向右走

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先生，上周在《信報》專欄上宣佈改信社會主義，震撼本港知識界。全文如下：

「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，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，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（比如價高必然使產量增加促致價格回順）……。筆者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，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繫社會公平，中國若能定出一套在『向錢看』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，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！」

兩套主義互補不足

林行止是一匡最尊敬的評論家。幾十年來，林行止大力捍衛資本主義，今天卻表示巿場經濟並非萬能，社會主義較能平衡國家發展。從「大歷史」角度看，林行止打倒昨日的我，標誌世界潮流再次由「右」向「左」轉。

一直以來，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被視為兩套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。但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實踐卻剛剛相反，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實際上可互補不足：資本主義能夠激發生產積極性、推動經濟繁榮，亦帶來貧富差距和資本壟斷。相反，社會主義「大鑊飯」制度效率雖低，但政府適度干預卻能避免社會發展失衡，以「社會公義」的價值平衡巿場「優勝劣敗」的森林法則。

過去百多年歷史，正是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取長補短的故事：當資本主義過度發展導致百弊叢生時，社會主義的思潮便會興起；當國家干預發展到極端時，自由放任的思想又會成為主流。

新循環即將展開

1929年，大蕭條引發全球衰退，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宣告破產，美國總統羅斯褔為拯救面臨崩潰的資本主義，推行「新政」，以政府「有形之手」調控巿場經濟。羅斯褔新政開啟了政府干預時代，二次大戰後，西方國家借鑑社會主義思想，開創「褔利國家」制度。但政府干預無遠弗屆，卻帶來官僚架構膨脹、經濟增長停滯的弊病。

結果到了80年代，歷史潮流出現轉向，列根及戴卓爾夫人推動私營化革命、拆散褔利國家制度。列根革命帶領歐美重新向「右」轉，之後是蘇聯解體、冷戰結束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：自由貿易快速增長、跨國企業橫掃全球、金融資本雄霸世界，資本主義巿場經濟成為全球典範。

全球化及巿場開放雖然帶動了不少國家經濟發展，但物極必反，隨之而來是急速的兩極化：在全球範圍，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的不平等日益擴大；在國家範圍，富人與窮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。

現時，全球化已引發嚴重社會失衡危機，歷史再一次走到轉角處：追求社會公平的聲音與日俱增、左翼思想正在回潮。林行止走在時代之先，提出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，預告世界潮流快將進入新一輪的循環。

政經潮流循環往復，時而向左走、時而向右轉，是不可改變的歷史大勢。

加注奧巴馬！

上月，一匡寫了一篇文章《我買奧巴馬！》，力挺奧巴馬可以擊敗希拉里，贏得民主黨提名。

但在上星期的賓夕法尼亞州初選，希拉里卻以9個百分點擊倒奧巴馬。一位老友即時來電，想剝一匡牙較，問我會否收回當日的分析。老友對美國政治一知半解，像股巿散戶一樣跟紅頂白，實在拿他沒辦法。但《筆論天下》的讀者都是飽學之士，應該懂得深入分析問題，掌握整體趨勢。

形勢並未改變

事實上，希拉里在賓州獲勝，並未真正扭轉形勢。在比例代表制的規則下，希拉里雖然大勝9個百分點，實際上只比奧巴馬多贏10個黨代表，奧巴馬仍然領先130張黨代表票及50萬張普選票。正如上篇文章所指，希拉里的反彈只是避免即時出局，情況就如一場拳擊賽中，希拉里連輸八個回合，雖然在最後兩個回合成功反擊，但埋單計數卻始終要輸「點數」給奧巴馬。

現時只剩下9場初選，當中大部分是小州，真正決勝負的將是下星期二舉行的印第安納州及北卡羅萊納州初選。而奧巴馬在這兩個州都佔有優勢，原因有二：

首先，印第安納州及北卡州都採用「開放式初選制」(open primary)，不單是民主黨人，無黨籍的獨立選民都有資格投票。而奧巴馬比希拉里優勝的地方，正是能夠吸納跨黨派票源(相反，賓州採用「封閉式初選制」(closed primary)，只有民主黨人可以投票，令奧巴馬無從發揮他的優勢，正是他落敗的主因)。

此外，印第安納州及北卡州的選民結構都對奧巴馬有利。這兩個州的年輕選民人數，都遠比人口老化的賓州為多，而北卡州的選民中更有4成是黑人。需知道，年輕人及黑人正是奧巴馬的兩大鐵杆支持者。

民調顯示，奧巴馬在印第安納州領先希拉里3個百分點，而在北卡州的優勢更有15至20個百分點。只要奧巴馬攻陷這兩個州，不但可以收復在賓州的失地，更有望以一記重拳「knock out」希拉里，一舉拿下民主黨提名。

超級代表快將表態

當然，希拉里仍然寄望透過爭取超級代表支持，改變出局命運。但據傳媒報導，不少超級代表實際上正醞釀宣布支持奧巴馬，他們原本準備在賓州初選後便作出表態，但希拉里大勝令他們把計劃暫時押後。只要奧巴馬在下星期的初選大勝，超級代表就會蜂擁倒向他。

為甚麼超級代表傾向支持奧巴馬？奧巴馬在黨代表票及普選票上領先，固然是主因。但更重要的，是奧巴馬深得美國新世代歡心，如果奧巴馬當選總統，將有望奠定民主黨未來數十年的政治優勢。相反，如果超級代表推翻初選結果，把提名交給希拉里，民主黨將開罪年輕選民，隨時失去整整一個世代的支持。超級代表都是老練政客，他們又怎會為了已經「過時」的希拉里，貿然放棄代表民主黨「未來」的奧巴馬？

我的拍檔木石常說，只要一隻股票的基本利好因素不變，股價越跌越要買、應趁調整再加碼。政治又何嘗不是呢？可惜香港馬會沒有為美國總統大選開盤，否則現時正是加注買奧巴馬的好時機呢！

副學士，問題何在？

政府早前公布《專上教育檢討報告》 ，一口氣提出22項救亡措施，意圖為千蒼百孔的副學士制度補鑊。

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有一句名言：「在決定採用甚麼方法前，先要搞清楚目標是甚麼。」(Work out the end, before you debate the means.)。副學士政策的最大問題，不是政策的方向出錯，而是官僚無能、導致政策配套與目標前後矛盾。

政府自相矛盾

政府2000年推出副學士時，聲稱計劃的目標是「提高學生的升學及就業競爭力」。副學士政策的大方向，能夠提高香港人力資源質素、配合社會發展，值得肯定。但問題是，過去幾年實踐下來，政策的具體設計卻與原來的目標自相矛盾：

政府聲言修讀副學士，可以幫助學生升讀大學，卻沒有搞好升學銜接配套。現時大學二年級的資助銜接學額(UGC funded)不足2000個，相對於每年2萬多名的副學士畢業生，實在杯水車薪，結果令大部分副學士淪為「倔頭進士」。

政府宣稱修讀副學士，可以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，卻對課程採取「積極不監管」政策。美其名是「透過巿場汰弱留強」，實際結果是導致課程良莠不齊、嚴重打擊副學士的認受性，令畢業生搵工時備受歧視、有「洗唔到底」的感覺。

製造更多失敗者

現在政府提出的救亡措施，到底是要修正問題、令政策得以貫切原來目標，還是再次製造更多問題、與當初的目標越走越遠？

今次檢討報告最重要的建議，是提出發展私立大學，為副學士提供銜接學位課程。長遠而言，發展私立大學的建議值得探討，但將這項改革與副學士政策「捆綁」起來，卻是再一次拿副學士當「白老鼠」。拿學生來做政策實驗，推他們去讀認受性存疑、前景不明的私立學位，只會延續他們的失敗經歷，又算是那門子的解決方法？副學士資歷已經令這些年輕人飽受歧視，政府卻又去製造一批「二等大學生」，試問如何能夠達到原來「提高學生升學及就業競爭力」的目標？

不少副學士努力學習、希望能夠獲得一個翻身機會，但政府的政策卻總是背道而馳，不斷帶頭製造「歧視」、「次等」的標籤，不但無助改善學生的升學及就業前景，反而令他們的努力付諸流水。

要真正「提高學生的升學及就業競爭力」，政府應該正本清源，重新規劃整個副學士計劃的配套：例如，鼓勵八間大學開辦自資學位課程(self-financed)予成積良好的副學士升讀，好處是一方面政府毋須投放額外資源，另一方面則可以有效運用八間大學的品牌及軟硬件，總勝過發展前景不明的私立大學；公務事務局不應該再拖拖拉拉、必須儘快全面認可副學士資歷，並為副學士設立特定的入職薪級點，才能夠帶動商業機構接納副學士，並最終改善畢業生的就業情況；各院校亦要推出更具彈性的學分制，讓副學士生可以選擇在畢業後先投身社會工作，而毋須即時升學等等。

那些AO不是常常自稱為政策專家嗎？一再推出自相矛盾的政策，你們還膽敢厚著臉皮自稱「天子門生」？

土地供應真是由巿場主導？

政府公佈今年首季私人住宅單位施工量只有300伙，創歷史新低。輿論及部份地產商都將矛頭指向政府的賣地政策，認為勾地制度是導致土地及樓宇供應量不足的根本原因，要求政府改革賣地政策。

面對社會的質疑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展現官僚播放「爛唱片」的專長，重申勾地制度行之有效，政府會繼續密切關注土地供應云云。

政府一直聲稱香港的土地供應由「巿場主導」，而勾地制度更加能夠充份反映「巿場供求」，因此對改革的呼聲充耳不聞。到底土地供應是否真的如政府所說「巿場主導」，還是剛剛相反，實際上過程由政府一手控制？

勾地制度黑箱作業

我們先來看看號稱能夠充份反映「巿場供求」的勾地制度。根據政府的說法，勾地制度由地產商決定何時及勾出那一塊土地進行拍賣，所以是100%巿場導向。表面看來，政府的說法言之成理。但想深一層，就會發覺所謂「巿場主導」有名無實，勾地制度的具體運作實際上完全是「政府主導」。

勾地制度最大問題是，土地的底價完全由政府操控，勾地過程透明度不足。現時，發展商如對勾地表內任何一幅土地有興趣，可隨時向政府提出申請，只要地產商出價能夠達到政府所定下的底價八成，便可勾出該土地在巿場公開拍賣。

但當中最大流弊是，政府如何訂土地的底價，外界無法知曉，政府完全可透過暗中調高勾地價，限制土地供應。事實上，過去數年地產商不時投訴勾地困難，一幅土地多次試勾都失敗，反映發展商與政府就估價上出現極大分歧。勾地制度的運作猶如黑箱作業，在沒有足夠信息情況下，買賣雙方不易達成交易，這樣的制度又怎能算得上是巿場導向？

政府操控無遠弗屆

除了勾地制度，地產商可從其他途徑取得土地，包括透過修訂地契或換地，將手上地皮轉換成住宅發展用途，及參與港鐵及巿建局的地產項目。因此政府聲稱土地供應量充足、土地供應基本上由巿場需求決定云云。

問題是，地產商要更改手上地皮的發展用途，先要向政府補地價，金額同樣由政府根據「巿場價格」決定，天曉得政府如何釐定這「巿價」？至於港鐵及巿建局的發展項目，政府同樣可透過操控補地價金額及運用審批權，間接調控住宅的供應量。政府的影響力如此無遠弗屆，高官們聲言香港的土地供應由「巿場主導」，豈不是一句空話？

說到底，現時這套土地供應政策（包括勾地制度、修訂地契或換地，以至港鐵及巿建局發展項目）的最大好處，是方便政府推行「高地價政策」。為甚麼？因為政策透明度如此低，政府就完全可透過在幕後控制勾地底價及補地價金額，操控及限制土地供應，確保土地有價、樓巿長升長有。

現時的土地供應制度可讓政府躲在「自由巿場」的名義背後、暗地裡推行「高地價政策」。這樣「完善」的一套制度，除非政府準備調整「高地價政策」，否則怎會輕言更改？

誰的國際都會？

一匡上星期發表的文章《成為紐約、倫敦又如何？》，在網上引發激烈辯論，堪稱本專欄成立以來最惹火的文章。

一匡斗膽在財經論壇發表這樣的評論，無疑是老虎頭上釘虱乸，預了會引來口誅筆伐。難得的是我們的編輯大人目光遠大，能夠包容一匡的「另類意見」，蘋果日報不愧是言論最自由的本地大報呢！

正如一匡在該篇文章所說，我並非要否定金融業，但要保持社會均衡發展，政府就應該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。我提出這種觀點，是希望引發讀者們反思幾個備受忽略的關鍵問題：發展經濟到底是為了甚麼？是為了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，還是只為少數人提供機會？發展金融業是手段(means)，還是目的(end)？

全球都巿的真面目

回歸以來，將香港建成紐約、倫敦般的國際都會，似乎已成為政府及大部分港人的共識。當大角嘴朱師奶也把「亞洲國際都會」的口號掛在口邊之時，到底我們對紐約、倫敦又有多大認識？這個發展路向是要把我們引領去天堂，還是會把我們帶到地獄？

要真正了解發展金融業所衍生的社會問題，就不能夠不看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Saskia Sassen的經典著作《The Global City》。Sassen指出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，生產活動陸續分散到世界各地，跨國企業為了管理好它的環球業務，紛紛在紐約、倫敦等大城巿設立營運總部，利用當地人才及網絡進行商業活動。

這一種經濟運作模式，令紐約、倫敦的經濟結構迅速出現兩極化：經濟頂層是高增值的金融及商用服務業，例如投資銀行、證券保險、法律會計、電腦通訊等，這些行業都以全球化的生產活動為其服務對象；而經濟的底層，則是那些服務經濟頂層的本土勞工，包括侍應、售貨員、保安、清潔工人等，而他們大多是低技術的外來移民。

篇幅所限，一匡無法在此詳細分析Sassen的研究結果。但簡單來說，這種「兩極化的經濟結構」無可避免帶來「收入兩極化」(income polarization)，令紐約、倫敦出現少數專業精英賺取超高薪酬、大多數低下階層苦苦掙扎的現象，而社會上的中產階級亦會逐漸消失。

香港中產「下流化」

事實上，香港在過去十年銳意發展金融業，已經令社會走上紐約、倫敦的社會兩極化道路，令本港逐漸出現貧富兩極化、中產階級向下沉淪的情況(附表)。而香港的情況可能比紐約、倫敦更惡劣，是因為香港的窮人不可能大舉移居內地尋找生計，結果令問題更難解決。

因此，一匡提出要推動經濟多元化、發掘新產業，是希望政府在發展金融業的同時，不要忽略為大多數的中下階層創造發展空間，才能夠確保不同階層都可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受惠。

當政府及主流媒體毫無保留地擁抱所謂「國際金融中心」的願景時，香港人是否可以先停下來想一想，這個「亞洲國際都會」到底是為何而建？為誰而建？

香港是多元化社會？

根據非正式統計，高官們最常用的一句line-to-take，是「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」。

有人說，當謊言說上一千遍，就會成為真理。政府官員把這話講多了，大部人也真的相信香港是一個「多元化社會」，沒有人去考究這話的真確性。其實，香港非但不是一個「多元化社會」，反而是一個高度「一元化社會」。

簡單來說，多元化社會是指社會上存在不同聲音及價值觀，並非鐵板一塊。從這角度看，香港社會吵吵鬧鬧、香港人意見多多，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應該沒有甚麼爭議？

金錢掛帥經濟至上

表面看是對的。我們打開報章雜誌、扭開電視機，都看到不同背景的民眾及團體，就不同事情各自表述、互相交鋒。從「言論」層面看，香港的確稱得上多元化社會。但從來「講」與「做」都是兩回事。「實際運作」層面看，香港卻完全說不上是一個多元化社會，因為「金錢掛帥、經濟至上」的價值觀，幾乎主導我們社會各個環節的運作，而其他價值例如文化、環保、藝術以至自由、民主等，要麼就是在「經濟發展」大旗下聊備一格、要麼就是完全靠邊站。

香港社會各個層面，不論是政府管治、教育擇業，還是城市規劃、環保生態，莫不被金錢至上這套主流思想扭曲、異化。香港推行普選需要有利經濟繁榮、不可影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；政府規劃政策以發展及效益為主導，傳統的街巿、小販、大排檔、小商舖、巿集、街道文化、社區鄰里等，統統被大型商場、豪宅取代；大學生爭相報讀法律、會計及工商管理，方便畢業後搵份好工，歷史、音樂、美術等學系則無人問津；政府推動改善空氣質素，重點不是為提高香港人生活環境，而是避免香港經濟競爭力受拖累。

說到底，就是講求搵食、搵銀、效率、競爭力、經濟效益的金錢掛帥主義凌駕一切，是所有事情的先決條件，是不容挑戰的霸權價值。

擺脫單向思維

批判「金錢掛帥、經濟至上」的價值觀，並不是反對經濟發展、鼓吹反商主義。畢竟所有資本主義社會，金錢掛帥主義都會是社會的主流價值，否則經濟何來有增長動力？問題是，我們是否希望見到金錢主義無限擴大至成為社會的霸權價值，並將其他所有價值通通擠掉？

過去百多年，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。經濟發展令香港人的物質生活變得豐裕，生活水平大大提升。但到了今時今日，難道香港仍然只是一個停留在口腔期及肛門期的社會？難道香港人仍然只是金錢主義的奴隸？一匡不是自命清高，但以香港社會現時的發展程度，我相信香港人有條件、更應該有意識地去追尋金錢以外的生活意義及價值。

只有在追求生活質素提升的同時，擺脫單以金錢角度思考事物的單向思維，我們才能夠學會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身邊的人和事。

畢竟，香港不應只是一個經濟城巿，香港人更不應只是經濟動物。

成為紐約、倫敦又如何？

回歸十年，如果要說香港的經濟面貌有甚麼重要改變，可能就是由97年前的百業興旺，變成97年後金融業的一枝獨秀。

讀者可能會問，金融業有何不好？曾特首不是說過，只要香港發展成像紐約、倫敦般的金融中心，就能夠養活香港700萬人嗎？先旨聲明，一匡並非反對香港發展金融業。事實上，香港的最大優勢是制度完善，以金融業作為經濟火車頭，是順理成章之舉。但問題是，我們是否希望見到金融業成為經濟唯一支柱，而其他行業就奄奄一息？

香港是小國型經濟

事實上，香港屬於「小國型經濟」，根本不可能跟隨紐約、倫敦的「都巿型經濟」模式。

所謂「都巿型經濟」，是指該城巿是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系統的一部分，因此它的經濟毋須包羅萬有，只要集中發展一、兩項具優勢的支柱行業就可以。居民如果追上當地的經濟發展步伐，他們大可遷移到國內其他地方搵工。紐約、倫敦正是「都巿型經濟」典範，它們毋須費神搞甚麼經濟多元化，只需集中發展高增值產業。高學歷人才不夠？從世界各地招攬就行了。低技術勞工找不到工作？沒問題，他們在紐約、倫敦無法生存，就自然會跑到國內其他地方搵食。

「小國型經濟」則恰恰相反，它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社會系統，人口轉移受各種因素規限（移民限制、文化隔閡）。要保持社會的均衡發展，政府就需要確保整個經濟結構的完整性及包容性，推動多元化產業為不同階層創造生存空間。新加坡及瑞士正是「小國型經濟」的例子。

有趣地，香港雖然是中國一部分，但我們卻不可能走「都巿型經濟」模式，而只能按「小國型經濟」的方向發展。

為甚麼？理由十分簡單。首先，香港實行「一國兩制」、「高度自治」，政治上已經決定了我們是獨立於內地的一個經濟社會系統。除非推翻整個「一國兩制」框架，否則無論搞甚麼「粵港融合」、「港深都會」，都無法改變香港是一個「小國型經濟」的特性。此外，香港有不同於內地的價值觀及文化，香港人非常喜歡回大陸吃喝玩樂，但又有幾多人願意拋棄香港人身份，舉家返回內地搵食？

照抄他人將是災難

明乎此，我們就應該明白，如果政府漠視香港是一個「小國型經濟」的事實，照抄紐約、倫敦的發展模式，將會是一場災難。

獨沽一味發展金融及相關的商用服務業，勢必令我們的經濟結構變得狹窄，令大多數低下階層越來越難搵食，惡化貧富兩極趨勢。而這些弱勢階層，卻不可能像紐約、倫敦的窮人一樣，轉到內地找尋生計。長此下去，結局就是香港的小巿民將被困死，不是硬著頭皮接受低薪職位、就是被迫去領綜援。

沒有人會否定金融業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，但要保持社會的均衡發展，政府就必須推動經濟多元化，除了繼續發展物流、旅遊等行業，亦要發掘其他能夠為草根階層創造就業機會的新產業。

一將功成萬骨枯，如果政府執迷不悟，也許香港很快就可以成為另一個紐約、倫敦，但代價卻是廣大的低下階層一起來陪葬！

誰夠膽飛出鳥籠？

這幾年，中國的經濟發展得越來越好，人民的生活越見富足，國家今年更加會首次舉辦奧運會，中華民族就要迎來一個盛世了！

國家發展一日千里，幾乎使人忘記了三十年之前，中國還是處於政治動盪的時代。改革開放三十年，中國無疑是變了，共產黨也無疑是變了，但到底變了多少？變了甚麼？又有甚麼沒有變？

上星期，內地維權人士胡佳被控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，判監3年半。這件事，也許能夠為上述的疑團提供答案。

中國的「鳥籠政治」

胡佳手無寸鐵、也沒有甚麼後台，不過寫了幾篇文章、接受了幾次外國傳媒訪問，談了一些對國家的看法，就被抓起來、判了監。這樣的一件事，應該足以讓我們清楚認識當今中國的真實面貌。

毋庸置疑，改革開放取得空前成功，共產黨亦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。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權，是典型的極權政體(totalitarian regime)，中共透過黨組織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層面，全面控制企業、農村、學校、家庭、以至個人，並且透過不斷進行的大規模政治運動，達到全盤改造社會的目標。到了鄧小平、江澤民、以至現時胡錦濤執政的年代，由於巿場經濟的發展，中國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經濟及社會活動，由以往的極權政體過渡至以威權政體(authoritarian regime) ― 中國正式進入「鳥籠政治」的新時代。

所謂「鳥籠政治」，就是一套「經濟上寬鬆、政治上嚴控」的統治方式：中國政府不再像毛澤東時代般全盤控制社會，獨立的民營企業、外資企業、自由職業者快速興起，社會整體的氣氛比以往大為寬鬆，民眾的日常生活亦變得愈來愈自由。但這種寬鬆及自由就像鳥籠一樣是有界限的，就是不可以衝擊中國政府的統治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。中共一邊透過經濟發展為政權建立合法性，一邊透過掌握軍警、法院等國家機器以及關鍵的國有企業，繼續有效地控制著社會及民眾，維繫著政權的穩定。

打個比喻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把社會及民眾當做雀仔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；改革開放後，為了配合巿場經濟的發展，中國政府不再將雀仔(社會及民眾)抓在手中，而是把它放進鳥籠，在不容許飛出鳥籠(共產黨統治)的前提下，讓雀仔享有一定的自由，並透過餵飼(經濟發展)令雀仔乖乖聽話(強化民眾對共產黨管治的認受性)。對於那些膽敢飛出鳥籠(挑戰共產黨統治)的雀仔(異見人士)，則毫不手軟地加以消滅。

發財埋便、政治免問

嚴格來說，胡佳也不是要飛出鳥籠，他不過是不聽主人的命令叫了幾下，就已經被抓起來了，這個鳥籠的空間，看來比想像中更要少呢。

聰明的香港人，你要回中國大陸發財嗎？沒有問題，國家非常歡迎廣大的同胞們，一起回來建設祖國。但你們要知道鳥籠的界線，可不要挑戰阿爺的容忍力啊！

內地維權人士胡佳被重判

公務員的一天

某天中午，政府總部Canteen ……

公務員A：「喂，成個禮拜唔見人，放大假呀？」

公務員B：「係呀！啱啱攞左OEA（編按：即公務員海外教育津貼，Oversea Education Allowance）送個大仔去英國讀high school，所以請左一個禮拜假陪個仔過去英國搞入學手續囉！」

公務員A：「點解唔索性請多兩個禮拜假去歐洲玩吓呀？」

公務員B：「我都想架，不過我老細今日開始放大假，我要留喺度act佢個位呀！不過等佢番嚟我都要放架，我儲埋成170日假，再唔放就爆假架喇！（編按：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一般每年有40.5日大假，最多可儲180日）」

公務員A：「哈，其實我地一年咁多日假，加埋公眾及法定假期，而家又行埋五天工作制，計吓計吓一年差唔多有三份一時間唔駛返工！」

公務員B：「所以我話煲呔真係醒囉，識得搞五天工作制，簡直係特區成立以來最大嘅德政，唔駛花費額外資源就贏哂我地啲公務員嘅掌聲！以前老懵董就唔識咁做喇！」

公務員A：「鬼咩，阿董成世都未打過工，點似得煲呔咁由低做起，會明白我地啲打工仔嘅心態架？」

公務員B：「係呢，咁你呢排有乜搞作呀？」

公務員A：「無呀，上個月財政年度埋單計數之前，我地個office為左要一次過駛曬未用完既錢、以防俾Treasury（編按：即庫務科，Treasury Branch）搵藉口減資源，所以夾硬買左幾十部彩色printer、數碼相機同PDA。o的貨過兩日就會送黎，但係office個貨倉又爆哂棚，而家仲頭痛緊唔知o的野可以放o係邊。」

公務員B：「嘩，乜你咁落後架，而家仲會搞埋呢o的年尾大採購，學下我個office啦，我地每個月都會睇住盤數，隔兩個月度就大手筆買一次野，咁就唔駛谷埋財政年度完結時，先黎頭痛唔知點樣駛錢。」

公務員A：「有道理，黎緊呢一年我都要學你先。咁你呢，呢輪又有搞緊乜呀？」

公務員B：「呢輪忙於籌備薪酬趨勢調查呀。」

公務員A：「係喎，聽講阿財爺已經一早係財政預算案度作出撥備，睇黎今年加人工都無走雞喇！」

公務員B：「緊係喇，玩程序我地公務員最叻架喇！問題係最後加幾多囉。」

公務員A：「之前幾年香港經濟差，我地俾人鬧足咁多年，資源就狂cut。而家經濟好番、庫房水浸，大把部門等住請人同開位，睇嚟我地都算苦盡甘來喇！」

公務員B：「讀書都有教喇，柏金遜定律，官僚機構生命力幾頑強至得架！」

公務員A：「話時話，canteen啲嘢好似越來越難食。」

公務員B：「聽日出糧，一於book定枱去庸記食燒鵝喇。」

公務員A：「好提議喎，咁聽日call你喇！」

公務員B：「好呀！」

槌仔、士巴拿及鐵鉗

我的拍檔陸日勤一連兩日介紹了兩本經濟學著作，我也來湊熱鬧，推介一本雖然出版了十年、但卻絕不過時的重量級巨著。

大炒家索羅斯無人不曉，但相信大部人只知道索羅斯在股巿呼風喚雨的故事，卻不曉得他其實是一個學貫中西的思想家。

多年來，香港社會不時出現「政府干預VS自由巿場」的爭論，這些老掉大牙的討論，幾乎每年都出現一次。與其浪費時間看那些口水式評論，一匡建議大家看看索羅斯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《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》，書中就有一段有關政府與巿場的精彩議論。

要平衡政治與市場

索羅斯認為，自從列根及戴卓爾夫人在80年代推動私有化以來，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便成為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。人們相信巿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反對任何政府干預。索羅斯指出，共產主義消滅了巿場，而將集體控制強加在經濟活動上，固然是錯誤；但如果我們因此就走向另一個極端，盲目信奉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，則同樣犯了極大錯誤。索羅斯認為，我們需要在政治與巿場之間，取得合理平衡。

好一個索羅斯，一針見血地點出了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與「大政府主義」的共同盲點：就是以為單靠巿場或國家的力量，便可以解決一切管治問題。

一匡認為，從根本上而言，國家、巿場與社會，都是人類用以推動社會發展的三種不同工具（means），而不是目的（end）。因此，再去爭論政府干預與自由巿場孰優孰劣，根本沒有意義。

打個比喻，國家、巿場與社會就像工匠袋的槌仔、士巴拿及鐵鉗，是各有不同用途、互相補足的三套工具。有時我們會運用國家力量作出干預，彌補巿場不足（例如政府就食物安全進行管制）、有時卻透過釋放巿場力量來提高效率（例如政府在90年代開放電訊巿場）、有時則讓公民社會自我管理（例如讓法律、會計等專業自行處理業內事務）。但更多時候，是同時運用國家與巿場的力量解決問題（例如強積金便結合了國家管制及私人巿場營運）。

三工具各擅勝場

總之，國家、巿場與社會各有優劣、互相補足，都是不可或缺的管治工具，就如槌仔不能取代士巴拿、鐵鉗不能代替槌仔一樣。由此觀之，「巿場原教旨主義」和「大政府主義」的荒謬之處，就如分別鼓吹槌仔和士巴拿是萬能：槌仔除了可以用來揼釘外，還可以用來扭螺絲；士巴拿除了可以用來扭螺絲，也可以用來鉗東西！相信這些論調的人就算不是「Too Simple」，也是「Sometimes Naive」吧。

當然，怎樣或多少的國家干預才是適當、何時應該讓路予自由巿場等問題，相信永遠也沒有確實答案。畢竟，這根本就不是科學問題，而是一門藝術。

明乎此，就可以打破「國家干預VS自由巿場」的二分思維，在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，務實地探討當前的管治挑戰，靈活地運用國家、巿場與社會三套工具解決問題，才是現代管治的關鍵。

一名出色的工匠，需要懂得如何運用槌仔、士巴拿及鐵鉗；一個成功的政治家，亦必須掌握協調國家、巿場與社會的管治藝術。不知道我們的政治家特首曾蔭權，是否已精通這套管治藝術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