領匯的罪與罰

一匡在黃大仙區長大，現時雖然已經搬離該區，但仍習慣每月都到黃大仙中心的一間髮廊理髮。上星期，一匡如常來到黃大仙中心理髮，卻發現整個商場變了一座死城，幾乎所有店舖都關門大吉。

一匡後來與髮型師傾談，才知道原來領匯(823)正重整黃大仙中心內的商舖。髮型師告訴一匡，領匯管理層給小商戶兩個選擇，一是大幅加租，二是搬到商場內的「死位」，大部分商舖眼見經營前景困難，紛紛忍痛結業。髮型師的舖頭雖然能夠繼績營業，但租金就要大加一倍，還要斥資翻新整間髮廊，才獲得領匯續約。

私營化的利弊

過去二十年，歐美掀起「新公共管理革命」，鼓吹公共服務私營化，認為政府應將服務外判給私人營運商，甚至索性將擁有權賣斷給企業，才能夠改善服務效率。

政府部門架床屋，適當引入巿場力量及企業經營手法，無疑可提升官僚機構效率，值得支持。但如果矯枉過正，一味強調效率的重要、而忘記了公營部門原來的存在目標──推動公平公義等社會價值，極端私營化往往是災難開始。

平衡商業原則與社會目標

領匯全面接管公屋商場，正是私營化的反面教材。以往房屋署經營公屋商場效率欠佳、加上房委會面對巨額財赤，政府要推動私營化改革，實在無可厚非。但政府的私營化卻去得太盡，不但將管理權徹底交予領匯，更加完全放棄商場的擁有權。結果是公屋商場的營運效率及租務價值，在100%商業原則的指導下大為提升，但代價卻是犧牲了公屋商場原來的社會作用──為低收入的公民居民提供廉價商品、及為小巿民提供創業空間。

領匯成立後，一面透過加租逼走小商戶，一面引入大型連鎖店來提高商場檔次。這些改革固然是提高了商場的營運水平，但副作用是加重了公民居民的生活負擔、小巿民搞點小生意的機會也被趕絕。如果當初政府在推動私營化時，能夠作出適當制約，例如只給予領匯經營權、並保留50%控股權，會否更能平衡「商業原則」與「社會目標」？對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是否更有利？

畢竟，私人企業與政府管理的性質有根本不同：私人企業只講利潤與效率；政府則要維護社會公義，而不是無止境追求效率。這不表示我們要忍受官僚的僵化，但我們必須謹記，政府在追求效率提升的同時，必須平衡社會公義及大眾利益。

學者Robert Denhardt有一句名言：「政府只應在道德價值容許下，才有效率地工作」。領匯的教訓，值得香港人深思。

25個問號

為甚麼新鴻基地產（016）董事會突然罷免主席郭炳湘一職？答案是否如傳媒引述消息人士所言，因郭炳湘患上精神病？還是郭炳湘的紅顏知己惹來的禍？

消息人士是誰？為甚麼新地沒有澄清有關報道呢？為甚麼新地在宣佈罷免的公佈上，沒有說明罷免的原因？

傳言每日排山倒海湧向你，你又有甚麼辦法抵擋洗腦攻勢，拒絕將謠言當成事實？

李兆基成唯一解畫人

為甚麼董事會委任郭鄺肖卿出任主席？新地的公告提供了郭鄺肖卿的履歷，為甚麼沒有說明委任的原因？為甚麼不考慮內部晉升？

副主席李兆基屬於非執行董事之一，為甚麼他變成新地的唯一官方解畫人？李兆基就事件回應兒子應該「聽亞媽話」，事件與孝順，究竟扯上甚麼關係？

郭炳湘現為新地附屬公司新意網（8008）執行董事，為甚麼新意網卻沒有跟隨母公司，罷免郭炳湘執行董事的職務？雖然新地罷免主席郭炳湘原因不明，郭炳湘又會否因為同樣理由，不適合繼續擔任新意網執董之職務？

郭炳湘與郭炳江，同為新意網之執行董事，但過去三年之內，新意網董事會召開的12次會議中，兩人全數缺席，到底新意網執董職能是甚麼？

新地董事會就罷免及委任主席的投票，究竟有多少票贊成，棄權及反對呢？

董事會取態一面倒

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，除缺席的郭炳湘，全體董事一致同意罷免議案。如果消息屬實，為何一份外界視為具爭議性的事件，董事會的取態會是一面倒？到底董事會就其他諸如集團發展策略等問題，作出議決時，有沒有另類聲音，或是同樣奉行一言堂模式？

到底有沒有董事因投票結果，影響個人利益，而須要避席呢？為甚麼董事會17位成員中，獨立董事只佔4位？

新地業務近年蒸蒸日上，盈利在過去5年，差不多翻了一番，撤換主席會否影響盈利前景？

為甚麼有分析員認為事件本質根本不重要，只要盡快「消除外界對新地的疑慮」就對新地股價有正對幫助？這樣的邏輯，跟「眼不見為乾淨」的歪理有甚麼分別？

新地被譽為香港企業管治最佳的公司之一。這個美譽會否有變？究竟三兄弟的共同管理架構，是有助權力的制衡，還是導致分化呢？

政經高人(下)

一匡昨天介紹了索羅斯的全球化三部曲。根據索羅斯的分析，全球資本主義要暢順運作，不能夠單靠巿場機制，而必須加強國際組織及合作，發展相應的全球政治體系，以解決國家主權日漸式微、國際金融巿場「無王管」的問題。

索羅斯的分析主要針對金融層面及資本巿場，但他對全球化趨勢的洞見，其實同樣適用於解釋全球化如何衝擊其他政策領域。

主權國家「空洞化」

事實上，全球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影響，是主權國家出現「空洞化」(Hollowing-out)危機。以往，一個國家的政府，只要本身的制度沒有大問題，都能夠全權管理在它主權範圍內的大小事情，政令暢通無阻。但隨著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，資金、物品、人口、訊息、以至病菌、軍事技術等，都能夠透過便捷的交通運輸及無遠弗屆的互聯網，瞬間轉移至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，結果是大大削弱了主權國家的管治能力，引發政府權力「空洞化」危機。

索羅斯提到的，主權國家無力抵禦金融資本高速流動所帶來的經濟衝擊，正是國家權力「空洞化」的一個例子。但其實受到全球化衝擊的，絕不限於金融領域，幾乎所有的政策範圍都受到影響，令政府的管治難度大大增加。例如，跨國企業橫行及經濟一體化，令貨幣及財政政策的作用變得似有還無，削弱了各國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；跨境人口流動頻繁，亦令主權國家在防範沙士及禽流感等傳染病散播時，難度倍增；網上侵權及下載活動猖獗，更加令各國以往建立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，變成形同虛設。

加強國際及區域合作

要解決主權國家「空洞化」的危機，正如索羅斯的提議，唯一方法是強化國際織及合作，透過建立全球政治體系及政策支援網絡，化解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衝擊。例如要有效控制傳染病的散播，除了要加強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的協調，各國亦要建立完善的疫情通報網絡。全球化的出現，勢必改變人類社會過去數百年的運作規則，而如何發展相應的全球管治體系，正是當中的一大挑戰。

索羅斯雖然是一名大炒家，但他對全球化的敏銳觀察，實在比不少政治學及社會學學者還要出色。一匡大力推介索羅斯著作，除了因為他獨到的分析非常有參考價值，亦希望讀者們能夠從索羅斯的成功經驗，體會到建立全球視野、融匯政經知識的重要性──而這正是《筆．論天下》這個專欄的宗旨。

政經高人(上)

《筆．論天下》已推出了近三個月，我們這個打破傳統、將政經分析共冶一爐的專欄能夠維持至今，全賴各位讀者支持及編輯的包容。

不少朋友問一匡，這個專欄的定位如此「怪雞」，要在主流報章生存，可謂吃力不討好，你們三位作者何不索性各自開一個專欄，分開寫政治評論及財經分析？

的確，要令這個專欄運作暢順，當中困難實不足為外人道。但我們始終堅持這個定位，是為了帶出「政治、經濟及投資互相影響、不可分割」的理念，同時透過全方位的評論，讓讀者們同時掌握政經大勢。

事實上，現今政界及財經界的領導者，無一不是擁有全局視野、能夠同時掌握政經脈搏的精英。我的老友木石上星期介紹的美國前財長魯賓便是最佳例子，而我所鐘愛的大炒家索羅斯亦是另一個人版。索羅斯能夠在金融巿場呼風喚雨，固然有賴他出神入化色的投資技巧，但他對全球政局的了解及洞見，亦是他的成功之道。一匡曾經推介過索羅斯的《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》，今個星期會一併介紹索羅斯另外兩本鉅著，讓大家了解這位「政經高人」的睿智。

全球資本主義的不足

索羅斯在2000年及2002年分別出版了兩本探討全球化的專著：《Open Society: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Reconsidered》及《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》。這兩本書連同1998年的《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》，堪稱是索羅斯的全球化三部曲。

扼要而言，索羅斯這套三部曲，主旨是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引發的危機，並探討當中的解決辦法。索羅斯指出，全球化現象最突出的部分是資本全球化，即金融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，而國家經濟也越來越受到全球金融巿場及跨國企業的主導。根據索羅斯的分析，全球資本主義雖然在過去20年急速發展，但全球政治體系的發展卻一直追不上經濟全球化的速度。政經發展不協調的後果，是國際金融巿場的運作出現「無王管」局面，繼而引發全球經濟出現極端不穩，1997至1999年的金融危機便是明証。

強化國際組織及合作

索羅斯引用哲學家Karl Popper的「開放社會」理論(Open Society)，明確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能夠解釋任何事情的「終極真理」，所以他嚴詞批評巿場原教旨主義者盲目相信巿場萬能的論調。索羅斯認為，全球資本主義不可能單靠巿場機制便可以有效運作，而必須透過加強國際組織及合作，發展相應的全球政治體系，才能夠在國家主權日漸式微的情況下，保障公眾利益及社會公義。

索羅斯對全球化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，對我們可有啟示？明天續談。

味精港

食家葉一南慨嘆，香港餐館的食物質素每況愈下，連一味簡單的咕嚕肉也做不好。日勤雖不是食家，但亦發現近年想找好地方吃一頓晚餐，越來越困難。試想，香港人習慣出外用膳，街外菜味精又多，食物經過腸胃消化後，再經溝渠排出海港，維港的味精含量應相當高。

普遍食客對食物質素差，只有啞忍，反正沒有太多選擇，惟有抱怨店舖租金高昂，食物價格膨脹，食肆競爭激烈，借種種說法，將味精和劣質食物合理化，讓自己好過一點。

迎戰競爭降品質

其實港人今日面對的痛苦，在半個世紀前，同樣困擾嗜咖啡如命的美國人。二次大戰後，美國咖啡變成單一化商品。經過一段時間的併購，咖啡製造商的數目，只餘下數間大牌子，面對激烈競爭，咖啡商透過混入劣質咖啡替代品，逐漸降低咖啡品質，只要質素下降速度夠慢，咖啡商便可成功瞞過客人的味蕾。

推波助瀾的，還有超市和餐廳，他們以超值價的咖啡作招徠，超市不惜賣蝕本咖啡粉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咖啡粉是客人必買的日用品，希望客人買超值咖啡之餘，順便多買其他產品。至於餐廳，大多奉送咖啡免費添飲服務，同樣視咖啡為順手人情。結果，超市和餐廳都集中採購劣等廉價咖啡，以降低不必要的負擔。

另外，在大戰服役的美軍，長期依賴即溶咖啡度日，戰後他們將這種「高科技」口味帶回國內，掀起美國人飲用即溶咖啡熱潮。飲即溶咖啡，方便省時，還帶點愛國情懷，但誰想到，製造即溶咖啡粉，所必須經過的特別處理程序，已經將大部份咖啡香味揮發，消費者打開咖啡罐的怡神香味，竟然是人造香劑!

消費者有權說不

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六十年代，消費者終於受不了劣質咖啡和即溶咖啡的煎熬，停止飲用咖啡，轉飲同樣含咖啡因的飲品──汽水。汽水之後風行多年，咖啡商一沉不起，直至七十年代，有人把心一橫，立志要做好優質咖啡，優質咖啡供應商才興起，孕育出星巴克及類似咖啡店，挽回美國人飲咖啡的雅興。

美國的咖啡故事，說明了消費者有權說「不」，消費者在短期內，可能對供應商降低品質行為感無奈，尤其市面上沒有太多選擇時，不過，這個困境最終會造就創新的企業，突破現有框架，帶來新局面。至於香港的飲食質素，食家的憂患，可能有待普羅食客來消解。

適逢拍檔任一匡新婚之喜，王老五的外膳生涯終於結束，一匡可享住家飯之口福了。

點解捐錢

蔡東豪新著《金錢之王II》，講述對沖基金經理的經驗，更加插一個額外驚喜，是有關家族資產管理的故事，主角是陳仰宗。

陳仰宗是恒隆集團（010）創辦人之一陳曾燾的幼子，亦是現任恒隆主席陳啟宗的堂弟。陳仰宗多年前放棄在外國的個人事業，返港管理父親的財產。相信這位「金錢王」是作者訪問的五位王者之中，最富有的一位，但偏偏又是最外行的。陳仰宗起初接手家庭資金管理，是由低班學起。

所謂「富不過三代」，原來不是一個中國人社會中獨有的現象，外國有研究提出大堆數據支持這個說法，富家子弟不易為。

專業基金經理管的是客人的錢，陳仰宗管的卻是兄弟姊妹的錢，壓力相當大。家族資金管理有兩種方式：一投資、二做善事。第一種是錢搵錢，第二種是派錢。

錢搵錢是日勤夢寐以求的搵錢方式，如果有若干億元，日勤會先放一部份在房地產，再買幾隻大藍籌，然後將餘下的錢，交給最聰明最敢博的對沖基金經理，爭取最佳回報。

陳仰宗的投資，並非一般人想像一帆風順，投資有賺有蝕，窮人富人皆然，更可惜的，是人的貪婪心，有時令富人忘記自己現有的優厚物質條件，而不懂知足，帶來不必要的煩惱，有時更因金錢傷害了與家人的感情。

行善可以培養親情

至於慈善，這種普遍被視為利人不利己的行為，在陳家是非常有價值的。原因是慈善，可能是維繫家人感情的各種途徑之中，金錢所能做到的最有效方式。

若日勤有幸拿天文數字的財產去做善事，可能是一件苦差，根本不知從何入手。

富人對行善卻有另一番玩味。行善策略可以分門別類，有定期的，也有針對個別事件，以及滿足家庭成員個人價值觀的。一家人齊心協力，由做研究、籌劃到執行，透過做善事來化解一家人的分歧，向共同目標進發。

四川地震慘劇，喚起港人關注，平時被指急功近利的港人，紛紛積極捐錢，原本是利人不利己的愚蠢行為，變成「份內事」。無論是出於同情心、愛國心或虛榮心，行善一定帶來良好的感覺，至少抵銷不良的感覺。陳仰宗的故事，令日勤大開眼界，培養親情，竟然也可以是行善的理由。這個理由是否富裕人家的專利呢？

白高敦的難題

一匡在之前的兩篇文章中，分別剖析了俄羅斯及意大利的政經形勢，今天就同大家跨越英倫海峽，探討英國的最新局勢。

今個月初的英國地方議會選舉，執政工黨大敗而回，連擔任了倫敦市長八年的利文斯通，亦敗於保守黨的約翰遜手上。白高敦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帶領工黨出選便輸得如此難看，令他面臨黨內外的沉重壓力。

自97年上台後，工黨執政十年來一直順風順水。但白高敦接任首相後，工黨的政治行情卻急轉直下，是否意味英國局勢快將出現大變？工黨現時形勢的確嚴峻，但根據選舉法，白高敦最遲可在2010年中才舉行大選。換句話說，白高敦還有兩年時間重整旗鼓、扭轉形勢。要坐穩首相寶座，白高敦先要解決兩大難題。

經濟危機四伏

白高敦的首要難題，是次按危機可能引發英國經濟衰退。白高敦任首相前，曾擔任10年財相，一手帶領英國走過戰後最長繁榮期，但金融危機將為這個經濟奇跡畫上休止符。

不少分析指出，由於英國經濟偏重金融服務業，在這波全球信貸危機中，將比其他歐洲國家面對更大衝擊，而最新的經濟數據相信會令白高敦多生幾條白頭髮。首先在次按陰影下，樓巿自去年10月起已連續6個月下跌。樓價下跌難免影響消費信心，最新4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到負38，創下自1992年貨幣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。消費開支佔英國經濟比重近三分之二，如果消費意欲繼續低迷，將對經濟構成重大傷害。事實上，英國首季的經濟增長便只得0.4%，顯示衰退風險正大大增加。

壞消息接踵而來，但對白高敦來說，最致命是民眾對工黨政府的管治能力開始失去信心。信貸危機爆發以來，輿論都批評白高敦反應過慢、優柔寡斷。《金融時報》4月的民調便顯示，68%英國人對工黨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「完全無信心」。這個民調相信會令白高敦寢食難安，皆因當年馬卓安就因為處理1992年的貨幣危機不善，被英國人質疑保守黨的經濟領導能力，就此埋下衰落伏線。白高敦有何法寶，可以帶領英國安然渡過經濟危機？

工黨疲勞症浮現

經濟問題固然不易處理，但更棘手的是如何解決英國人的工黨疲勞症。工黨自97年上台以來，已經執政超過十年，民眾開始對工黨長期執政表現厭倦，加上白高敦連番施政失誤，英國人浮現「不如換人做做看」的想法。所以自去年10月開始，工黨的民望便一直落後於保守黨。要解決工黨疲勞症，白高敦需要在政策及人事上展現新風格，否則難以挽回選民信心。

兩年後英國政經大局會否變天，就看白高敦能否解決這兩大難題了。

非一般財長

與一匡相交多年，方知這個「政治人」原來情迷索羅斯......既然政治人可以講大炒家，木石也來湊湊熱鬧，為大家介紹一位重量級政治家魯賓（Robert Rubin）。

魯賓是克林頓時期的財長，被譽為美國史上其中一位最出色財長。從93到99年，魯賓主導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 (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) 和財政部，由強美元政策到控制國家空前債務至推動自由貿易，帶領美國成功避過墨西哥危機、亞洲金融風暴及俄羅斯債務危機。任內，美國經歷了史上最長的經濟增長期，及數十年來最低的失業率。

游走於政商界的全才

魯賓對美國經濟有多大貢獻？亦或只是時勢造英雄，歷史學家自有定論，不需在此多辯。木石想指出的，是魯賓一生傳奇，在短短數十年內，竟能在不同行業領域，均做得出色。

未有閱讀過魯賓自傳《In An Uncertain World》的讀者，可能以為他只是一名在高盛工作的炒家。其實，套利炒賣只是魯賓於高盛的早期工作，未加入高盛前，魯賓是一名律師，經過律師及炒賣等工作後，在高盛中後期，他已晉身管理層，在高盛工作26年，由投資部門的助理升至集團聯席主席。最後被克林頓邀請從公。

輕描淡寫的覆歷簡介，大家未必知道他的厲害之處。然而，若細心觀察，魯賓不但能游走於政商界，工作範疇更涉及專業、投資及管理，堪稱全才﹗

律師會計師等所以稱為專業，由於他們專注一個領域，懂得一些外界不知的學識。相反，成功的炒家，無不對各行各業有所理解，明白政經時事。不過，炒家普遍離群，這恰恰與管理工作相反，管理層要做的，正是鼓動周邊同事，統籌各部門，向公司目標進發。至於從公，則與商界更風馬牛不相及。商界講的是盈利、效率，目標簡單清晰。從政講平衡、公信力，重協商，不單止效率，從政的目標往往多元化。

盡吸四方知識

如何在看似類同，但實際工作性質大相徑庭（甚至矛盾）的領域皆表現出色？性格（及能力）分裂固然重要，但歸根究柢，正如魯賓所言，能掌握各家決竅都拜早年於哈佛耶魯大學時，對歷史、哲學、經濟、政治等思想性及跨領域的學科有深刻認識，這些軟性知識令他變成一顆海綿，吸收四方八面的硬知識，面對不同性質的工作，都得心應手。

魯賓在學時，與不同的同學切磋，思想上互相衝擊，建立了一套清晰的世界觀，對於我等「土炮」港大仔，只有乾羨慕的份兒。香港人即食文化太甚，連讀書也一窩蜂報讀工商管理，真正能廣闊視野的學科反而無人問津，學子們、各院校及政府，是不是時候該停一停，作個徹底檢討。

進軍意大利

港人熱愛足球，意大利班霸、「紅黑兵團」AC米蘭，在香港就有不少擁躉，不少人亦認識AC米蘭的班主貝盧斯科尼 — 這位曾經兩度出任意大利總理、掌控龐大傳媒帝國的商業大亨。

在4月舉行的國會大選中，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聯盟，大勝韋爾特羅尼的中左聯盟，成功在國會兩院取得大多數議席，令貝盧斯科尼得以第三度出任總理。貝盧斯科尼能夠贏得大選，主要是由於意大利人不滿前總理普羅迪的左翼政府，為了消滅財赤而大幅加稅，選民相信貝盧斯科尼較有能力解決意國的經濟問題。

經濟問題堆積如山

貝盧斯科尼再度上台，首要任務當然是振興經濟。近年，意大利經濟持續低迷，被譏笑為「歐洲病夫」。意國經濟連續兩季負增長，早前國際貨基金會便預測意大利今年的經濟增長只得0.3%，遠低於歐元區國家平均的1.4%。

意大利的經濟問題堆積如山，不少是結構性的「老大難問題」，例如基建殘舊、工會勢力橫行、國債高企（國債相當於GDP103.6%）、高稅收打擊投資意欲及生產力（稅收佔GDP比率達42%）、經濟競爭力不足（過分依賴紡織、造鞋等傳統製造業）。意國經濟積重難返，絕不是今天才出現。過去十多年，左派及右派輪流上台執政，每次都令選民失望而回，那些老問題始終無法解決。

政局不穩難以改革

經濟改革之所以難於推動，很大程度上與意大利的政治及選舉制度有關。意大利國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，因此執政黨往往無法單獨控制國會多數議席，而需要與小黨合組聯合政府。這種政治格局令執政黨施政時舉步維艱，常常被小黨揪後腳，大大削弱政府的穩定性。戰後62年來，意大利便出現了61個政府，總理幾乎年年換人。

政局不穩，令執政當局忙於內鬥，無法凝聚足夠力量推動全面改革。例如2006年普羅迪贏得大選，他領導的9黨執政聯盟內部矛盾不斷，令普羅迪推動改革時阻力重重。最後更因為其中一個小黨突然倒戈，令普羅迪未能贏得參議院的信任投票，被迫鞠躬下台。

現時貝盧斯科尼的執政聯盟，除了他領導的自由人民聯盟，便包括了北方聯盟、全國聯盟黨等小政黨。要解決意大利的經濟問題，貝盧斯科尼必須正本清源，先行改革選舉制度、改變黨派林立的情況，否則他根本不會有足夠政治能量推動徹底的經濟及社會改革。

AC米蘭剛經歷了一個「四大皆空」的球季，不但在聯賽爭標失敗，歐聯亦在十六強出局。球場失意，貝盧斯科尼能否帶領他的「政界紅黑兵團」，在政壇扳回一城、為意大利大打爭氣波？

兄弟不和 關小股東事

新鴻基地產郭氏兄弟不和，替小股東說話的聲音在那裡？

日前，新地主席郭炳湘向法院申請禁制令，截停董事會會議，據報，董事會原定投票終止郭炳湘職務，事件轟動全城，傳媒以家族爭權的題材，細數郭家恩怨情仇，讓公眾來個道德大公審。

非執董角色模糊

誰是誰非，日勤不便妄加判斷，但希望指出的，這事件有別一般的家族紛爭。最大分別，在於新地是一家上市公司。董事會的決定關乎小股東利益，要了解小股東利益的保障，需看董事會架構。

董事會成員分為三類──執行董事、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。執行董事的職責是統籌業務，他們多由大股東委任，難免關注大股東的利益。予以制衡大股東利益的，是另一類董事，就是獨立非執董。

獨立非執董多是社會上知名人士及專業人士。所謂「獨立」，指的是與大股東沒有利益關係，他們的職責是在董事會內發揮影響力，維護小股東利益。

至於非執董，他們沒有以上提及的獨立性，又毋須涉及執行上的範疇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既是大股東的相關人士，又不用「落手落腳」去做。只提自己意見，但不用執行，自然毋須承擔失敗後果。他們的角色模糊。

自己人權力內鬥

上市規則有關企業管治守則的附錄，建議獨立非執董的人數，應佔董事會總人數至少三分一，新地董事總數為18人，獨立非執董卻只有4位，比重不足四分之一。新地非執董較一般公司為多，共有6位，攤薄了獨立非執董的影響力。

結果，新地董事會的決定，變成了自己人與自己人的權力內鬥。究竟郭炳湘的去留，對新地的盈利表現，是好是壞，則很少人理會。

監管機構一向對執董和獨立非執董，有清晰監管，但對非執董的監管較含糊。很多傳統公司，非執董多為退休老臣子，有他們坐鎮，當然對公司有好處，可以維持公司發展方針的延續性，但從新地事件上看，非執董制度弊端畢露。

「四叔」李兆基是新地其中一位非執董，他與新地的淵源很深。他同時是另一家地產公司──恒基地產的主席和大股東，日勤不去質疑四叔的個人誠信，但其身份出現明顯的利益衝突，非執董制度確實存在改善空間。

偽經濟學

經濟學有一條歪理，是大災難利好經濟。看電視新聞，有受訪問的經濟師評論四川大地震，就搬出這套理論，大地震有利經濟發展，日勤要告訴你的，是這個理論何等荒謬。

大地震有利經濟發展之說，即經濟學教科書也有提及的所謂「破窗理論」，此說意思是有好多樓房倒塌，便需要再建，於是便製造職位，而新建樓房的價值又可計入本地生產總值。

災難利經濟？

根據這個說法，你可以想象，經濟學家一看到四川的災情，毋不大聲叫好的情境。中國經濟學家更可以開香檳慶祝。這樣的場面說來令人心寒，難怪很多人認為經濟學家是只懂理性的冷血動物。

災難利經濟之說，不但冷血，而且是錯的，等於說我打腫你張臉，增加你的消費，促進跌打酒的生意，以提升經濟產值。如果這個說法說得通，那麼，要中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升一倍，很簡易，不用等待地震或雪災，只須殺死一半人口就行。在數字上看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立即倍增，但人的生活水平是否因此而改善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大災難導致人命損失、心靈和肉體的創傷，即使是最完善的保險服務，也不能百分百彌補這此不幸，更何況是缺乏保險服務的發展中城市和農村？

再者，很多設施被夷為平地，人民的生活定必大受影響，試問，一家人入住渡假村玩樂，與一家人入住醫院療傷，其在數字上反映的經濟貢獻，可能是差不多的，但實際生活狀態就有天壤之別。

還有，重建是有成本的，那學校倒塌，應該去教書的老師，被迫放下教職去做建築工人。地震之前，準備用來建設新橋樑和新公路的鋼根水泥，現在改為用於重建舊橋和舊公路。人力和自然資源因天災而重新調配，原本可以用於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活動，被迫順延。

先立新後破舊！

有論者說，大災難將一切推倒重來，有利革新，日勤認為，這是天方夜譚，在經濟學上，所謂「創造性破壞」，日勤稱之為「立新破舊」，意思是社會的前進，有賴人民持續的創意革新。日勤十分認同創意的重要性，但「立新破舊」有先後次序之分，不得弄錯，正確的次序是先立新、後破舊。而未有任何立新之前就破舊，結果只會是破舊而無新，四處頹垣敗瓦。

日勤說了這麼多，無非想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，就是大災難荼塗生靈，令人民受苦，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，說大災難利好經濟的經濟學家，只會令人輕視災難的破壞力和防治工作。

熊出沒注意

《筆．論天下》的宗旨是縱論政經大事，為了更加切合這個主題，從現在起一匡會不定期撰寫一些「Country Analysis」，從宏觀角度分析一個國家的政經大局。頭炮是今日介紹的俄羅斯。

俄羅斯新總統梅德韋杰夫上星期正式宣誓就任，前總統普京則改任總理，揭開俄國歷史新一頁。過去8年，普京厲行鐵腕管治，成功令俄羅斯走出谷底。梅德韋杰夫接任總統後，能否進一步帶領俄國重返世界強國之列？

雙頭馬車前景不明

普京任總統8年最重要的建樹，是扭轉了葉利欽時期政府積弱、局勢不穩的局面。普京大力打壓反對派及削減地方自治權，將權力高度集中於克里姆林宮，雖然被批評為反民主，卻穩定了俄羅斯的政局，為經濟發展鋪平道路。

未來俄國要繼續保持政局及經濟穩定，端視梅德韋杰夫及普京的「雙頭馬車」領導模式能否運作暢順。表面看來，梅德韋杰夫是普京欽點的接班人，兩人既是同鄉、又是校友，長期合作無間，加上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在國會杜馬佔有絕對多數，未來4年施政可望暢通無阻。

可是，「雙頭馬車」的格局始終潛在太多未知風險。現時兩人的分工並不明確，加上俄國政治並不制度化，雙頭馬車出現矛盾的機會不容抹煞，何況歷史上實在有太多「太上皇」與「接班人」反目的前科。雙頭馬車的模式實在為俄國局勢帶來太多的問號及變數。

經濟單元風險不少

經濟方面，俄國面對的問題也不少。98年俄羅斯受到金融危機衝擊、經濟瀕臨破產。但普京時來運到，接任總統後便遇上商品巿場的超級大牛巿，令天然資源豐富的俄羅斯經濟霎時間大翻身。現時，石油及天然氣工業已經成為俄國的經濟支柱，佔GDP的比率由99年的12.7%，大幅增加至31.6%，相關產品更加佔俄國整體出口的8成。

俄羅斯能夠重現大國風采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原材料有價。一如現時的中國，俄羅斯的穩定建基於持續的經濟增長，但俄國的經濟結構卻遠比中國單元化，意味當中的風險及不穩定性極高。一匡不是石油專家，無法預知商品價格會否長升長有，但俄羅斯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，長遠之道始終是推動經濟多元化、振興疲弱的製造業，否則一旦商品巿場逆轉、經濟增長無以為繼，積存的矛盾（貪污問題、貧富縣殊等）便會爆發。

由此可見，過去8年締造「普京之治」的兩大支柱──政局穩定及經濟增長，似乎都出現了新的變數及風險。俄國這隻「北極熊」能否在新總統梅德韋杰夫的帶領下重拾昔日風光、再度叱吒風雲，套用一匡偶像林行止的一句口頭禪，現階段我們只能夠「疑中留情」吧。

重整旗鼓 重新上路

投資市場潮起潮落，管理層一個錯誤決定，輕則影響中短期股價表現，重則涉及公司存續、控股權易手。就好似鴻興印刷（450），該公司上周宣佈，配股與私募基金CVC，完成配股後，任氏家族的控股地位將被CVC所取代，僅為第二大股東。

鴻興印刷在印刷行業具領導地位，公司在92年上市，主要從事彩盒印刷和瓦通紙箱的印製，是香港上市印刷商中，盈利最多的公司。然而，何解一間如此良好的公司，大股東竟需以控股地位來換取私募基金的資金？

借錢擴產成罪魁禍首

與眾多工業股一樣，原材料價格上升對鴻興的營運造成極大的挑戰。面對如斯情況，工廠通常只能有三條路可行，一是關門大吉，二是提升產品檔次並加價以抵銷成本壓力，三是擴大產能，降低平均成本以維持競爭力。鴻興選擇了第三條路，亦是最多本地上市公司所採取的手法──擴產。

本來資金充裕，擴產亦不是問題。不過，鴻興大幅擴產的05及06年，正是各類成本急升的時期，毛利率下滑，造成原本新工廠的回本期大幅拖長。而且，新業務的開拓，亦需要更多的營運資金。戰線拉長，令本來充裕的資金變得緊絀（由淨現金1億至2億變為淨負債3億至4億），在左支右絀的情況下，公司於06年發行可換股債集資，本來如能以換股價6.76元成功換股，鴻興的財政狀況可立刻轉好，可惜事與願違，股價長期低於換股價，未能發行股票集資。

可換股債未能換股，意味公司需要在3年後還清7.5億的借款（未計利息）。最糟的是，鴻興的盈利及毛利率持續下滑，一沉百踩，股價由5元跌了差不多一半，於工業股低迷的境況下，集資已變得非常困難，就是在這一環境下，大股東才被迫成為第二大股東，集資以換取公司資金。

捨大股東位保公司營運

面對大股東地位與公司資金的取捨，任氏選擇了後者，並繼續帶領公司接受挑戰，勇氣可嘉。鴻興擁有強大的生產規模，生產技術亦領先同行，客戶網相當廣泛。集資過後，公司能完全還清銀行債務及贖回可換股債，應無後顧之憂。最重要的，管理層誠實可靠。木石多年與任總會面，他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，並解釋公司如何將問題逐一解決，事後看來，全部兌現，只是市場環境實在比想像中還要差！

然而，正如木石所言，鴻興根基穩健，公司剛贖回可換股債及開始減債，管理層可以集中精神，解決公司餘下的營運問題。任總，是時候重整旗鼓，重新上路，帶領股東再創高峰。

受軟唔受硬

奧運聖火離開港澳後，正式在內地展開傳送之旅。聖火在歐美傳遞時，飽受老外「欺凌」，到了中國境內，則是一片歌舞昇平。

北京的如意算盤，原是透過辦奧運向外展示改革開放成就、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。但奧運聖火在海外的「奇妙之旅」，引發了西方的「反中國潮流」，辦奧運由好事變壞事，中國政府自然歸咎歐美刻意針對。但一匡想，當中原因恐怕並非如此簡單，事件實際上突顯了中國現時改革路線的局限。

改革開放的局限

要尋找答案，不仿翻一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Joeseph Nye的經典著作《Soft Power: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》。Joeseph Nye指出，一個國家的實力可以分為「硬實力」和「軟實力」：前者是指利用軍事和經濟力量，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服從自己；而後者則指透過優秀的文化、價值觀、制度等，感召別國歸順。一句話，要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，不能夠單靠硬實力來「以力服人」，也要發揚軟實力「以德服人」。

套用這個理論，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其實主要是增強了國家的「硬實力」：中國GDP快速增長，外匯儲備豐厚，顯示國家的「經濟硬實力」越來越強；同時，中國的「軍事硬實力」亦與日俱增，軍備急速現代化，導彈及太空技術穩佔世界前列。

問題是，中國的「硬實力」雖有長足進步，「軟實力」還是遠遠落後於歐美，結果往往在輿論上陷於捱打：無論你的立場如何，都必須承認一點，就是歐美的民主自由、巿場經濟等制度及價值觀，至今仍是主導全球的意識形態，是大部分國家的學習對象，因此西方能夠佔據道德高地、牢牢操控國際輿論的話語權。相反，中國的威權體制、差勁的人權紀錄等，卻令北京背負難以洗脫的「政治原罪」。

推動「北京共識」

今次的聖火事件，應該令國家領導人有所啟發，了解到現時改革路線的局限。只要中國的制度、價值及文化仍然被外界視為落後、負面及野蠻，「硬實力」的增長不但無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形象，反而會令「中國威脅論」更加甚囂塵上。

中國要真正崛起，增強「軟實力」是當務之急，而領導人手上也不是沒有籌碼，就是所謂「北京共識」。以往，歐美國家一直鼓吹所謂「華盛頓共識」，簡單來說就是經濟自由主義，強調自由貿易、開放巿場、減少政府干預的經濟發展模式。但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改革經驗，卻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成功道路、帶出一套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：堅持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漸進改革、在逐步引入巿場經濟的同時，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規劃及調控。要提升國家的軟實力，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推動制度創新、不斷豐富「北京共識」的內涵，讓「中國模式」成為全球模範，才能夠抗衡西方的文化霸權。

隨著經濟全球化，各國的利益變得千絲萬縷，出現大規模戰爭的機會越來越少，經濟及軍事「硬實力」已經不再像上一個世紀那樣舉足輕重。世界已經進入一個「受軟唔受硬」的年代，中國必須趕上趨勢，在加強「軟實力」上痛下苦功。

創意報業

最近有報販宣佈聯手加價，之後又取消行動，令人關注香港報業的生存空間。報業走下坡是全球趨勢，以美國為例，受到互聯網科技、經濟周期，以及讀者口味變化等三面夾擊，美國500多份主要報紙的銷量及廣告收入，均持續下跌。互聯網的普及，不單成為報紙的免費替代品，其傳遞資訊的速度，也較報紙更快。另外，近期美國經濟步入衰退，除了經濟狀況影響報業收入之外，信貸緊縮亦令一些大股東投資意慾大減，甚至變賣部份資產套現。

報館面對形勢險峻，紛紛急謀對策。《紐約時報》加強了報紙與互聯網的連接。有家地區性的報館，更要求各個記者，兼顧管理其網上版的內容。財力較雄厚如報業大亨梅鐸旗下的《華爾術街日報》，則加強了國際版及財經版內容。在艱難的經營環境下，肯求變的報館也不乏贏家。贏家當中包括兩份費城的報紙，同由一位前公關主理，他特別鑽研廣告速銷策略，最近拉壟銀行客戶，贊助一個財經專欄。

客戶以股換廣告

與全球趨勢背道而馳的，有印度報業，過去幾年生產有增無減，由04年開始，報館在開源方面創新，接受廣告客戶多元化的付款方式，除了現金，還可以以股票結賬。換言之，報館收取客戶發行的股票，作為廣告報酬。例如一個服裝新品牌，計劃作長期推廣，但缺乏資金，便透過以股換廣告的方式，向一間報館出售其股份，以取得廣告版位。

這種以股換廣告的方式具爭議性，有人擔心這樣會損害報館的公信力，甚至有利益衝突之嫌，試想，報館收了客戶股票，會否因此而刻意唱好公司以催谷股價？

借鑒外國闢新路

答案是有可能的。但日勤認為，這種私相授授，置讀者利益不顧的做法，即使以傳統的現金方式結賬，也不能杜絕。反而，以股換廣告也有好處，就是為廣告客戶提供多一個付款選擇，對高增長的公司帶來方便，既發揮資本市場的功能，亦降低企業在報紙登廣告的門檻。

以股換廣告也為報館帶來新財路，減低其收入來源依賴報價的程度，讓報價得以下調，《印度時報》只售2.5盧布，兌換港元約為5毫。報價低，也大大刺激報紙需求。

同樣面對激烈競爭的香港報業，可借鑒外國報館的創意和求變精神，他們不再鑽死胡同地只看單一市場。他們的市場定位，考慮到資訊科技的發展對閱讀習慣的影響，並探索與商業環境及金融市場的配合，所能發揮的優勢，以建立自己在整個資訊服務業之中的增值角色。

無牙老虎的作用

政府發表諮詢文件，建議制訂跨行業公平競爭法。

學術界對競爭法一直有兩派意見：一派是巿場原教旨主義者，認為自由巿場下的壟斷只是短暫現象，因壟斷帶來的高利潤會吸引新經營者加入、打破原有壟斷局面，所以反對競爭法，認為巿場可自行調節、毋須政府干預；另一派則認為巿場不可能透過自行調節打破壟斷，主張制訂競爭法，由政府扮演「球證」，確保巿場運作暢順。

無論誰對誰錯，現實是已有逾100個國家制訂了競爭法，反映透過競爭法維持巿場秩序，已是國際共識。香港是唯一尚未有競爭法的發達地區，以往就曾出現不少「疑似」壟斷及反競爭行為。政府現時建議的競爭法，到底能否打破巿場壟斷、杜絕反競爭行為？

競爭法兩大缺撼

將政府的立法建議、與其他國家競爭法比較，就會發覺「港產競爭法」有兩大缺撼，根本是無牙老虎。

首先，大部分國家的競爭法（例如美國及歐盟），除了禁止反競爭行為，更重要是規管企業的收購合併、避免出現「壟斷巨無霸」。相反，港產競爭法只涵蓋反競爭行為，不會對企業的收購合併設限。這種半桶水的立法建議，能否真正杜絕巿場壟斷，令人懷疑。

其次，歐美國家的企業如被裁定違反競爭法，要負上刑責，罰款可達數以億元。可是，違反港產競爭法的企業只會被民事起訴，最高罰款僅1000萬，對大企業可謂九牛一毛，可以有多大阻嚇力，真是天曉得。

政治意義大於一切

既然港產競爭法實際作用有限，政府為何仍要大費周章？原因很簡單，政府推行競爭法不是真的為促進競爭，而是有更深層次的政治計算。

過去十多年，社會要求訂立競爭法的聲音一直存在，但政府視而不見，直至05年曾蔭權上台，才在首份施政報告上為競爭法開綠燈。為何曾特首一改政府以往立場，提出引入競爭法？

以往董建華政府其中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，是與大商家走得太近，故不時出現官商勾結、利益輸送的指控。曾蔭權上台後要展示管治新風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保持與商界的距離（至少表面上），而要為政府營造一個較中立的形象，有甚麼會比引入競爭法更具象徵意義？但香港畢竟是商人主導的社會，政府提出的競爭法必須溫和一點，以免引起商界激烈反彈，於是只好搞一條無牙法例、虛應一下。有了這條無牙競爭法，將來就算再有官商勾結的指控，政府大可振振有詞宣稱：「政府決心維持公平競爭，制訂了跨行業競爭法……」。

這條「表面經濟、實質政治」的競爭法再次告訴我們，政治及經濟分析又怎可能分開？

價值投資原教旨主義

對於眾多資本主義、自由市場的信徒，林行止上周對資本主義的反思，可謂當頭棒喝。經歷過左傾及文革的一輩，可能一輩子都痛恨社會主義、認為共產政權只會破壞經濟發展。相反，在香港經歷了黃金30年的，自是資本主義的追隨者，深信自由市場萬試萬靈。然而，正如我的老友一匡所言，綜觀過去百多年的世界史，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互相交替，當一種主義的陋弊被那一代人厭惡，另一種主義便興起，周而復始。

盲目追隨易失方向

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好處壞處，已被討論了超過100年，不需在此多講。只是木石想指出的，世上一切的主義，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人類福祉，換句話說，這些主義都只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盲目地追隨其中一方，只會令自己視野狹窄，迷失方向。

政治經濟如是，投資亦是同一道理。當今世上，由於股神畢菲特因價值投資而成為全球首富，價值投資被捧為至高無上，神聖不可侵犯。彷彿整個市場運作都以價值為基礎，然而，事實真的如此？

價值投資的原理，認為每盤生意都有它自己應有的價值。就好似一間茶餐廳，如你知道它值200萬元，便不會以50萬元放盤，同一道理，如你明知該股值10元，亦不會以2元沽出。投資股票就跟投資於一盤生意一樣，只是股票於每個交易日都有一個價，如果茶餐廳亦是上市公司，它亦會有一個價，股票市場有趣之處，在於這個價波動不停。雖然茶餐廳只值200萬元，但於股票市場，茶餐廳的價錢卻可以由50萬升至1000萬，聰明的價值投資者便會於50萬元買入該茶餐廳並在高於200萬元時沽出。


廣闊胸襟不再迷信

理論如此，實際的情況卻可以很復雜。就以廣船國際（317）為例，造船廠的定單一向十分透明，亦即是說，船廠的盈利可預測性亦很高，理論上應該很容易判別它的價值，但它的股價卻如過山車般，該股自06年初於1.5元開始上升，於最高時達68.5元，升了44倍，然後又於半年內跌回14元，究竟1.5、68或14元才是合理價值？木石不是造船廠的專家，不想在此獻醜。木石只想指出，價值投資只能大概算出一個合理價，實際股價可以較合理價偏高（或低）、大為偏高、極度偏高以至瘋狂地偏高，股價不合理的時間亦可以經年累月，背後的原因，自不是單憑價值投資所能解釋。

與政治經濟一樣，投資從來都不是自然科學般計數便可以。價值投資倚重的盈利，極其量只是眾多變數之一，其他如投資者情緒、資金流向以及趨勢的方向等都同樣重要。

「不是價值投資，便等於投機」，若大家對投資的定義是那麼窄，便如索羅斯所指，盲目信奉市場的「市場原教旨主義」信徒般，犯了極大錯誤。廣闊胸襟，不要再迷信「價值投資原教旨主義」。

向左走、向右走

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先生，上周在《信報》專欄上宣佈改信社會主義，震撼本港知識界。全文如下：

「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，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，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（比如價高必然使產量增加促致價格回順）……。筆者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，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繫社會公平，中國若能定出一套在『向錢看』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，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！」

兩套主義互補不足

林行止是一匡最尊敬的評論家。幾十年來，林行止大力捍衛資本主義，今天卻表示巿場經濟並非萬能，社會主義較能平衡國家發展。從「大歷史」角度看，林行止打倒昨日的我，標誌世界潮流再次由「右」向「左」轉。

一直以來，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被視為兩套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。但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實踐卻剛剛相反，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實際上可互補不足：資本主義能夠激發生產積極性、推動經濟繁榮，亦帶來貧富差距和資本壟斷。相反，社會主義「大鑊飯」制度效率雖低，但政府適度干預卻能避免社會發展失衡，以「社會公義」的價值平衡巿場「優勝劣敗」的森林法則。

過去百多年歷史，正是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取長補短的故事：當資本主義過度發展導致百弊叢生時，社會主義的思潮便會興起；當國家干預發展到極端時，自由放任的思想又會成為主流。

新循環即將展開

1929年，大蕭條引發全球衰退，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宣告破產，美國總統羅斯褔為拯救面臨崩潰的資本主義，推行「新政」，以政府「有形之手」調控巿場經濟。羅斯褔新政開啟了政府干預時代，二次大戰後，西方國家借鑑社會主義思想，開創「褔利國家」制度。但政府干預無遠弗屆，卻帶來官僚架構膨脹、經濟增長停滯的弊病。

結果到了80年代，歷史潮流出現轉向，列根及戴卓爾夫人推動私營化革命、拆散褔利國家制度。列根革命帶領歐美重新向「右」轉，之後是蘇聯解體、冷戰結束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：自由貿易快速增長、跨國企業橫掃全球、金融資本雄霸世界，資本主義巿場經濟成為全球典範。

全球化及巿場開放雖然帶動了不少國家經濟發展，但物極必反，隨之而來是急速的兩極化：在全球範圍，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的不平等日益擴大；在國家範圍，富人與窮人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。

現時，全球化已引發嚴重社會失衡危機，歷史再一次走到轉角處：追求社會公平的聲音與日俱增、左翼思想正在回潮。林行止走在時代之先，提出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，預告世界潮流快將進入新一輪的循環。

政經潮流循環往復，時而向左走、時而向右轉，是不可改變的歷史大勢。

寶礦力與石油

有次參加遠足籌款，汗流浹背的日勤，來到平時杳無人煙的沙灘，找到一間小士多，發現在市區便利店只售8元的健康飲品，小士多竟索價14元，為甚麼那麼貴？答案與供求有關。在遠足活動當日，對飲品需求大，但飲品供應受地理限制，那個沙灘遠離馬路，運輸要靠工人登山涉水。昂貴的價格會否吸引新供應者加入競爭呢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在這個供應受限制的情況下，價格高企是合理現象。嘿！14元一枝飲品，以同等份量計，比120美元一桶石油更貴，石油高企對社會的影響甚廣，近期石油價格急升，備受關注。

限制供應價格上升

有論者早前推斷，石油價格高企應為短暫現象，所持理據是，高昂的價格，將吸引油商增加開採，供應得以提升，價格自然回落。可惜，近期油價趨勢，與他們的期望背道而馳，更不斷挑戰新高。

論者大跌眼鏡的原因，是他們忽略了供求關係上一個基本原素，那就是供應的自由。石油與小士多的健康飲品一樣，面對供應限制，分別在於限制的源頭，飲品供應受交通阻隔，石油供應受政府限制。

全球石油供應，近六成來自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前蘇聯成員國。根據一項調查，油組和前蘇聯國家的石油蘊藏量，佔全球四分之三，油組代表大部份中東國家的利益，組織成立的目的，就是透過限制石油供應，托高油價，前蘇聯國家的石油企業，受政府控權股以及高稅率限制。

2004年，俄羅斯及南美洲國家委內瑞拉、波利維亞和厄瓜多爾，分別將國內的外國石油利益國有化，石油價格便從那時起攀升。

干預市場投機猖獗

政府的行為，並非由市場主導，而是受政治因素影響，包括執政者的權謀，以及國際關係等因素，於是高油價未能引發供應增加。

長遠來說，石油碪探技術亦受到政府限制供應的因素影響，缺乏進步的誘因。至於，提升應用技術以減少石油需求，也受政治因素影響，例如美國耗用大量軍費控制中東石油資源，卻未有改善本土的民用運輸系統。

有論者說，近年油價上漲是投機活動所致，而自由市場就是助長投機者貪婪的元兇，他們主張社會應限制市場的自由，以遏止油價。日勤問，小士多老闆賣的飲品，價格比石油更貴，是貪婪嗎？

日勤不認識他，不知道他的為人，但可以肯定，是這位老闆如果在遍佈便利店的市區，賣同樣的飲品，價錢不可能那麼高。同樣道理，投機活動猖獗，原因是供應限制，市場受干預。

油價高企，並非自由市場的禍，反而是市場不夠自由所致。社會如忽略這點，只將石油高企訴諸道德批判，實為本末倒置。

國王的新衣

今日，香港市民將見證一項歷史盛事──不是奧運火炬傳遞儀式，而是「國王的新衣」巡遊。

童話故事《國王的新衣》中，國王穿上自己以為是只有聰明人才看得見的「新衣」出巡。今日，來自政商權貴的火炬手，代表香港傳遞火炬，他們所高舉的，除了奧運火炬，還是另一支只有聰明人才看得見的權杖。

這個巡遊全程由電視直播，港府事先拒絕異見人士入境，再用三千警力沿途謢送，走遍港九新界，觀眾將會看到一個表面上和諧歡樂的場面，相信示威人士連上鏡的機會也沒有。喜氣洋洋之餘，更重要的，是觀眾能看見巡遊的主角，一個個舉起火炬，勇往直前。

自由行並非中央恩賜

一直以來，火炬象徵奧運精神，但此時此刻，火炬象徵的，是中央政府，對火炬手個人的信任。奧運聖火傳遞經過重重波折，終於回到中國的土地，香港的中、老年火炬手唔怕無姿態，都要夠實際，你途中展示西藏獨立標語，就有負中央所托。

這種信任，傳遞火炬的權貴有了它，多麼的棒，多麼架勢。香港權貴自以為手執與中央政府溝通的特權，今日的巡遊，日勤想，就是對這種特權的盛大展示。在這個變了質的接力跑，運動員的火炬手，便成了配角。

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好處固然多，但日勤希望，你看清楚現實情況，切勿被花多眼亂的巡遊混淆。大陸對香港的好處，不是中央官員的恩賜，而是中港同胞，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內地遊客來港自由行，被政府說成是中央政府的禮物，其實是一個個大陸同胞，用腳投票，表態支持香港是名符其實的購物天堂。

國企來港因建全制度

大型國企來港上市，原因是多年來，香港建立了良好的金融制度和配套設施，即使沒有政府背景的民企，也照樣以香港為上市的首選地。今日港人引頸以待的資金自由行，以及剛起步的境內機構合格投資者制度，也不是社會福利，甚麼派糖優待，這些資金是同胞多年累積財富，香港金融業具優勢，便成為這些資金的適當投資地。

香港工廠北移，以至港人北上消費，更不在話下。中港經濟的互惠互利，是每個中港同胞的互相交流和信任的成果，並非這班擁有特權的火炬手，開心過後，為港人向中央官員多說幾句好話，可以做到的。中港近年的經濟成就，更談不上是他們向中央爭取糖果的功勞。今日，你可能由他們喜歡，霸佔其他人傳遞火炬的機會，出發點都是希望香港好，可是「國王的新衣」這個美麗的誤會，被人識破是遲早的事。